20世紀海外華商的成就有目共睹，他們憑著傳統文化價值、血緣與地緣關係網，以及拼搏精神，在國際貿易中扮演重要角色，其中在東南亞（特別是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和美國的華商尤為成功。陶哲甫是當中的佼佼者，他曾在東南亞落戶長達27年，最後定居香港。香港三聯近期出版的《砥礪奮進 終成大道——企業家陶哲甫傳》，便是跟隨他的足印，透視過去較少人提及的東南亞華商的境況，亦展示陶哲甫對國家振興的期盼與付出，以及晚年在文化認同上的反思，字字坦誠而真實。

本文節選自《砥礪奮進 終成大道——企業家陶哲甫傳》下篇〈點燃的火箭：家國情懷與回饋故土〉，勾勒他在改革開放初期投身祖國建設的實踐軌跡，亦呈現其晚年回望文化根源、尋求精神歸宿的深層轉折。）

漂泊者的根，始終深植於故土。陶太以一段話勾勒出陶哲甫生的軌跡：“他這一生走過很多地方，處處可為家，卻又似無家。直到落葉歸根，祖墳立在江蘇的土地上，才真正有了歸宿。因為他生於那裡——那是他永遠的Motherland（故鄉）。”

陶太以“點燃的火箭”比喻陶哲甫投身國家建設的初心：“他走過滇緬公路，到過沖繩、緬甸、泰國、香港……就像一支火箭，火已點著了，一飛沖天。不是飛向月亮，不是前往火星，而是飛回自己的國家，回到homeland（家園）——他的故鄉是江蘇省。”

陶太進一步強調陶哲甫的深層動力：“當中國開門伸手接你時，當然要快點去！”這支火箭，只認一個方向：中國江蘇，那是他血脈的源頭，也是他落根的故土。

中國改革開放的外資先行者

1978年嚴冬，陶哲甫悄悄為全家辦妥回鄉證，帶著17歲長女蘊怡與16歲的長子家祈踏上首趟歸國之旅。彼時改革開放初啟，外資入華仍步履猶疑。他在上海洽談金陵飯店項目的間隙，堅持抽空讓子女跟隨著幹部參觀各大城市。“至少要讓孩子踏上故土”——這句未曾明言卻貫穿行程的執念，讓家祈在寒風中初次觸摸父親心中沉甸甸的鄉愁。

5年後，當拔地而起的金陵飯店矗立眼前，少年家祈脱口驚嘆：“爸爸在中國種了搖錢樹！”一向冷靜自持的陶哲甫，此刻眼裡罕見地閃過一絲笑意。這不僅是對商業成就的欣慰，更是遊子終能向下一代展示“故土重生”的釋然。

1980年代扎根中國後，陶哲甫迫切希望家人理解這片土地，常帶女兒、女婿與孫輩遊覽北京、蘇州、上海，如數家珍般地展示“正在開放的祖國”。2001年秋，晚年的陶哲甫堅持與外孫蔡澤新（Christopher）用普通話對話，並親自策劃了一場意義深遠的三代之旅，帶著5歲的外孫走遍北京長城和南京老巷。“新加坡孩子不懂為何學中文，但外祖父讓他們看見文化的根，”蘊怡回憶道，“他始終害怕，下一代斷了這文化的脈絡。”

1990年代，前往江蘇省蘇州市千燈鎮的路，是另一場漫長跋涉。從上海機場鑽進工地派來的國產車，一路在泥路上顛簸三小時。“坐到屁股都扁了，一下車要站很久才能恢復。”陶太揉著腰回憶道。陶哲甫卻安然無恙，早年滇緬公路的歷練，早已鑄就他一身鐵骨。最是煎熬的路段，司機小郭的歌聲成了唯一慰藉。每當行至千燈鎮附近，他總會提高聲量提醒：“前面就是千燈，再半鐘頭到啦！”這句話，總能讓全車人精神一振。

夜抵蘇州，往往遇上閉門羹，不過7點鐘，街頭空蕩蕩，鎮上店舖早早關門。“餐館啊，日落就關門了”。眾人只能餓著肚子啃乾麵包，礦泉水瓶在腳邊滾來滾去，“後來，連水有沒有喝都不記得了。”“也難怪後來陶哲甫非要自己開餐館不可”。長途車裡一路無人交談，悶熱混著土路揚起的塵煙，眾人抓緊時間打盹，直到小郭喊一聲“到了”——“睜眼時千燈的燈火就在眼前”。

那年陶哲甫70歲了。

陶哲甫夫婦蘇州造夢記

1991年，陶太深度投入蘇州錦華苑項目，從樣板房設計、公寓裝修，到主導樹種選擇，皆親力親為。陶太對樹種綠化的革新，從一片香樟林開始的。蘇州錦華苑工地，陶太站在設計圖前，手指戳著香樟樹標記，搖頭道：“長得太慢！樹形也不靈動。”當地工程師試圖說服：“蘇州傳統都種香樟。”她卻堅持主道兩旁，以“一棵楊樹、一棵柳樹”相間栽植。在別墅區，引入創新設計，建築底部引入淺水渠，“屋浮水上，夏荷綻放”的景觀。後來，楊柳依依，冬季落葉、夏季一池荷花的景象，成為錦華苑一抹難忘的風景。

陶太每日親赴工地監督，連河岸石頭的鋪貼也一一過目：“那是工頭帶人一塊塊親手貼上去的。”她說，“陶先生要處理會議文件，這些事，我來。”而在北京亮馬河項目期間，陶哲甫同樣展現其統籌與遠見。他安排好各項行程會議及公司的事務等等，並巧妙將商務與生活融合，例如安排哈爾濱冰雕之旅，讓團隊在緊湊行程中得以放鬆。

更顯前瞻的是，當陶哲甫在商圈草圖圈出美食廣場（Food Court）時，全中國住宅區尚無此模式。“連香港錦繡花園、康樂園都未有這念！”而陶哲甫因參與過金陵飯店，深知配套服務的重要。開業初期，香港廚師堅持用橄欖油烹飪，結果“3個月就虧本”。陶哲甫當機立斷“換本地廚師”，扭轉局面。

陶太亦憑醫生背景推動設立社區醫務所。“我覺得醫療必須方便住戶，國家醫院也支持調派好醫生。”這服務曾過了好一段時間，可惜後因整體醫療資源緊張，未能長期持續。

蘇州項目命名藏著家族秘密：

第一期“錦華苑”中華民族之華──錦秀中華，寓意宏闊；第四期“錦麗苑”取自陶太本名潘麗瑤的“麗”字，是陶哲甫對妻子的温柔致意；

第五期“錦昌苑”源於陶哲甫原名字陶昌富中的“昌”字，低調中見自我認同。

樓宇名“興、國、安、邦”源自陶家族譜下聯（上聯已佚）這份對家國傳承的寄望，卻在建築中落地生根。

當年，設計師傅琴華親繪三座石橋圖紙，並提議陶太為橋命名。她本想以“孝、悌、忠、信”為題，卻苦於四字如何分配三橋。陶太回憶道：“我想用孝悌忠信，但只有3座橋……‘仁橋’‘愛橋’也都想不通。”此事，成為她30年的心結。

歲月流轉，如果今日可以再來一次，陶太已靜靜構思出心中的答案：“孝橋（百行為先）、忠橋（忠於家國）、仁橋（仁愛待人）”

文化認同的反思

在陶家，英文是主要溝通語言。陶氏夫婦與子女多以英文交談，夫婦之間則用普通話作為“秘密語言”。當女兒因不懂中文成語而苦惱時，陶哲甫總會鼓勵：“現在學也不遲。”這句看似尋常的安慰，卻隱隱埋下了日後文化回歸的伏筆。

三姊弟不約而同地反思了父親對他們文化認同的深遠影響。長女蘊怡感觸尤深：“我覺得爸爸是向西多於向東。”這種“向西”的傾向體現在多個方面：選擇國際學校而非中文學校、家庭日常交流偏重英文、未安排系統性的中文教育，乃至生活環境，如孩子們的玩具、運動與社交環境，皆與西方文化的緊密相連。

家中的書架上雖擺滿百科全書，系統性的中文教育似乎被有意無意地擱置了。孩子們日常多講英文（因就讀國際學校），家中雖有陶太及傭人營造的廣東話環境，但蘊怡回憶：“從小到大，父親從未教過我寫中文字或讀書……好像沒有跟我們說中文。”正規的中文學習直到移居香港才透過補習開始。家祈在泰國時曾找老師學過普通話拼音，但印象不深。

然而，這種早年的“向西”選擇，在陶哲甫晚年，卻似乎伴隨著深刻的反思與一種迫切彌補的渴望。

陶哲甫不僅有意識地帶領子女重履故土，也試圖彌補他們在文化根源上的斷層。

這份努力更延續至孫輩：他要求長孫國燊閱讀中國古籍與史書，親自為孫輩選定中文名字，暮年最愛聽孫兒誦讀詩詞。小孫女栩瑩（Amy）雖已記不清她5歲時爺爺念的故事內容，卻永遠記得他那句用普通話吟詠的“床前明月光”，以及那悠長的普通話尾音，如同文化的種子，輕輕落在她童年的記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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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砥礪奮進 終成大道——企業家陶哲甫傳》

作者：梁景鴻、陳伊敏

出版社：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5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