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常修澤

在2020年出版的《中國東北轉型通論》基礎上，針對原提出的“三重鏽帶”， 從理論和實踐結合上對東北“加力振興論”進行了新的探討，提出變“三重鏽帶”為“四新突破”的主張。其要點主要包括四個方面：加力振興首先往體制上“加”——切實推進東北體制的“基因再造”，真正構建起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針對“結構鏽帶”，建議以“四拓”（即 “拓需”“拓數”“拓區”“拓綠”）為基本思路， 着力開拓創新四方面經濟結構；加力振興往開放上“加力”——以“向北開放”為契機，把東北打造成國家“對外開放的新前沿”；針對“文明方式鏽帶”，以培育新時代文明為戰略取向，在東北切實促進中外文明包容與交融。

從1979年參加國務院原財經委員會“東北結構調查組”始，筆者便與東北結下不解之緣，尤其是自2003年中央提出“振興東北”以來，更是多次深入東北調研和探討，引發對東北一些深層問題的思考。在多年調研和理論探討的基礎上，2020年出版了拙著《中國東北轉型通論》，並列入“東北振興叢書”。書中提出了自己的“三重鏽帶說”，即：“體制鏽帶、結構鏽帶、文明方式鏽帶”。該書出版後在政界商界和學術界引起反響：國務院原振興東北辦負責同志發表評論，贊同“三重鏽帶說”及其相應方略；有關刊物發表訪談錄，探尋創作《中國東北轉型通論》的心路歷程；學界也發表了評論文章。

2024年三四月份，筆者再次去了東北，重點對吉林省相關地區進行調研。在梅河口市博物館見到一座碑（原件在海龍鎮，原海龍縣府駐地），碑文寫道：“願後任加力振興，宏開氣宇，世所厚望”。也許因筆者在國家宏觀研究院工作吧，見到“宏”字很開心。一查，原來是光緒年間所立，一百多年前東北地方官員就提出“加力振興”，而且“願後任”如何如何，心靈受到震撼。筆者把它看作是前任對後任的一種囑託或交代，我們這一代人應能對得起前輩才是。

正是這段碑文引發自己對“東北加力振興往哪裏加”的思考。出於“探索未知”的內心驅動和研究東北振興的責任，決定在《中國東北轉型通論》基礎上，再寫一部《中國東北轉型新論——加力振興論》作為《中國東北轉型通論》之第二部曲。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提出“健全推動”“東北全面振興取得新突破”的“制度和政策體系”，這是一個完整的論斷：中間這個“東北全面振興取得新突破”是關鍵，但也不應丟掉“健全推動”這個前提，尤其不能忽略“制度和政策體系”這個落腳點。那麼，東北全面振興怎麼才能取得新突破呢？“加力振興”我們的力應該往哪裏加？本文提出變“三重鏽帶”為“四新突破”的主張，與社會各界共同探討。

一、加力振興首先往體制上“加”：切實推進東北體制的“基因再造”，真正構建起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指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保障”，必須“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以“激發全社會內生動力和創新活力”。

東北振興遇到的第一位問題是體制問題，這是東北最深刻的也是最大的問題。《決定》特別提出“健全推動”東北全面振興取得新突破的“制度和政策體系”，點到要害處。這涉及東北原來根深蒂固的計劃經濟體制問題。

最近，因為美國大選，在國際上由特朗普當選而引發關於“保守主義”問題的討論。這一點與中國東北關係密切。筆者首先澄清：“保守主義”一詞，在中、美兩國語境下，含義完全不同。

特朗普的“保守主義”：“保”的是啥？“守”的是啥？是“基督文明和資本精神”。而中國的“保守主義”，“保”的是啥？“守”的是啥？捅破了：是“反市場”的陳舊傳統！這是中美兩國對“保守主義”內涵把握的不同之處，不可混同。

經過長期調查，筆者深感東北體制的“基因”存在問題。此“基因”的基本精髓是：市場經濟不是一個“好東西”。因為傳統理論說：“一旦社會佔有了生產資料，商品生產就要被消除。”其基本觀點是，認為商品經濟與社會主義水火不容、格格不入。兩者不可兼容：要搞商品經濟就不是社會主義；要搞社會主義就必須消滅商品經濟。這是東北過去長期流行的觀點，其骨子裏面是“反市場”的，因此大搞計劃經濟。這種弊端一直影響到今天。東北振興務請認識到這一點。如果認識不到，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關於“東北全面振興取得新突破”則無從談起。

筆者曾在《中國東北轉型通論》一書提出“計劃經濟東北三最論”，即“引進最早，退出最晚，影響最深”。它不僅影響經濟，而且也成為影響整個東北政治、社會和文化的最大障礙。

面對着這種傳統影響，前二十年的東北振興，也在力求並逐步擺脫計劃經濟的束縛，應該肯定；但鑑於計劃經濟在此根深蒂固，東北的市場化改革步履維艱。

考察一個地方的“體制”及其改革現狀，主要是看實際的“經濟市場化指數”（包括總指數與分指數）。通過指數分析就能看出：東北經濟的市場化程度到底怎麼樣了？在全國居於何種地位？特別是“短板”在哪裏？

筆者在2020年版的《中國東北轉型通論》中曾引用了王小魯教授等2019年出版的《中國分省份市場化指數報告》（當時拿到的是清樣）。在寫作新著《中國東北轉型新論——加力振興論》過程中，王小魯教授再次發來迄今最新的《中國分省份市場化指數報告》（2021年版），提供了研究東北市場化的新材料。

首先看市場化總指數。據《中國分省份市場化指數報告》（2021年版），遼寧排在第14位，居全國“第二方陣”（中游水平）；吉林排在第21位，黑龍江排在第24位，皆在“第三方陣”。顯然，從各省區市排名來看，改革第一方陣沒有東北，這是現實。

在這些新材料中，筆者關注的是東北的“短板”在哪裏？經尋找比較發現東北存在四個短板。

第一個短板：“政府與市場的關係”。這是基本的短板。除遼寧排位居中（第13位）外，黑龍江、吉林排第20位前後。三省主要存在三個問題：一是政府控制資源的比重過高（或者說“市場分配經濟資源的比重”較低）；二是政府對微觀經濟活動的幹預度高；三是政府的規模偏大。值得關注的是，近年遼寧在“縮小政府規模”方面，排名下降至第三方陣（第21位）。東北帶有明顯“大政府”特徵，與當年海南首先倡導的“小政府、大社會”目標，不相符合。

第二個短板：國有資產比重“超高”，相關聯民營經濟在全國位次“超低”。根據2023年《中國統計年鑑》數據，截至2022年，東北地區規模以上國有及控股工業企業佔全部規模以上工業總資產的比重， 黑龍江為59．77％，吉林為61．45％，遼寧為43．21％。與全國此指標平均水平 （37．72％）相比，遼寧超出5個百分點，吉林、黑龍江超出20多個百分點（企業活力待提高）。相形見絀：民營經濟明顯滯後。據《中國分省份市場化指數報告》（2021年版）：在全國民營經濟100強中，大部分都在南方地區，東北太少，遼寧8個，吉林1個，黑龍江1個。非國有經濟黑龍江排第21位，吉林排第25位。而從最新《2023年中國民營企業500強榜單》看，情況更差：在全國民營企業500強中，東北三省只佔5戶。其中，遼寧3戶：位於第42位的大連中升公司（零售業），位於第150位的禾豐公司（農副產品加工），位於第265位的嘉晨公司（金屬冶煉業）。吉林只有1戶（位於第158位的修正藥業）。黑龍江只有1戶（位於第99位的東方集團公司）。可見，極少打入500強（只有5戶，只佔1％），而打入100強的只2戶，微乎其微，這與東北地位極不相稱。從面上看，非國有經濟在工業企業主營業務收入中所佔比例低，非國有經濟就業人數佔城鄉總就業人數所佔比例也低。

第三個短板：市場體系（特別是要素市場化）改革不理想。在產品市場化方面近年有進展，但在“減少商品市場上的地方保護”和2019年新增的“公平的市場競爭條件”方面，分值不高，關鍵是在“要素市場的發育程度”方面，缺乏突破性。按照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的要求，在“健全勞動、資本、土地、知識、技術、管理、數據等由市場評價貢獻、按貢獻決定報酬的機制”方面，需要有重大突破。

第四個短板：東北營商環境不理想。綜合《中國分省份市場化指數報告》（2021年版）和北京大學—武漢大學營商研究聯合課題組《中國省份營商環境研究報告2023》，從總體看，東北營商環境仍不算理想，報告顯示大體處在中下游水平。

下一步怎麼做？筆者提出應繼續推進東北體制的“基因再造”，補足“市場短板”，以真正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特別要從四方面加力。

其一，針對第一個短板“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加力推進政府體制改革，真正建設一個“公共服務型政府”，與此同時，要切實“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具體要砍“三板斧”：一是“砍下”政府控制資源的比重（或者說提高“市場分配經濟資源的比重”）；二是“砍下”政府對微觀經濟活動的不當幹預；三是“砍縮”政府規模，至少要遏止住近年“政府規模越來越大”的傾向。

其二，針對第二個短板，在搞活國有企業的同時，做大做強民營經濟。根據東北的實際情況，筆者曾在《中國東北轉型通論》一書，因地制宜有針對性地提出“國有企業增強活力，民營經濟做大做強”十六字建議。現在，筆者依然堅持這一從東北實際情況出發的改革思路。

筆者建議重點抓住三個方面。一是按照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的要求，切實“促進各種所有制經濟優勢互補、共同發展”，實行“兩平一同”，即 “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二是“產權保‘飯鍋’”，“依法平等長久保護各種所有制經濟產權”。三是嚴格實行“法治”，“對侵犯各種所有制經濟產權和合法利益的行為實行同責同罪同罰”（筆者再次建議， 用法治去掉“懸在人們頭上‘消滅私有制’的懸劍”，從根本上穩定民營企業家的預期和信心）。特別關注：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的上述精神，不僅體現了市場體系的平等性，而且體現並貫穿了所有制關係的平等性和法治的公平性。這是相當深刻的。它“深”在夯實了“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制度基礎。

其三，針對第三個短板，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重在“推進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具體來說，要建立並完善勞動、土地、資本、知識與技術、管理、數據六個“要素市場”，使價格機制切實引導生產要素的配置。這裏的關鍵是貫徹落實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的要求：“完善主要由市場供求關系決定要素價格機制，防止政府對價格形成的不當幹預”。

為落實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精神，推進東北地區包括土地、勞動、資本、知識、技術、管理、數據等七大要素的市場化改革路徑，筆者於2024年8月在黑龍江交易集團實際調研中了解到，該省自然資源廳委託要素市場，把金銀銅礦七個探礦權項目進行市場交易，起始價為303萬元，但經3 733輪競價，最後交易成交價高達2．009 6億元，平均溢價率高達6 532．44％。可見，“要素市場是個寶，東北絕對離不了”。這一案例對東北要素市場化改革，很有參考價值。

其四，針對第四個短板，改善東北的營商環境，包括市場環境、政務環境、法治環境、人文環境等，尤其把政府透明、資源獲取、競爭公平、社會信用等，作為主攻方向。

二、針對“結構鏽帶”，建議以“四拓”為基本思路，着力開拓創新四方面經濟結構

“加力振興”第二個方向就是“力”往結構上“加”，怎麼“加”？經過近期新的調研，筆者形成自己的“四拓”思路，即“拓需”“拓數”“拓區”“拓綠”。下面簡要闡述之。

1．“拓需”：以拓展需求為重點，着力創建需求導向的“需求與供給相結合”的供需結構

根據筆者的實際調查，東北近幾年在“供給結構”的調整方面，圍繞 “三去（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和一降（降成本）”，依靠行政手段（也部分運用市場機制）做了大量“調整性”工作，一些行業和地區的產能、庫存、槓桿確實有所“去掉”， 成本也有所降低，工作是有進展的。但是，從現實來看，對“拓展需求”重視不夠，“拓需”力度也比較欠缺。

對於供需結構，筆者在2015年8月出版的《人本型結構論——中國經濟結構轉型新思維》一書中，開篇就提出“需求管理與供給管理相結合的新方略”，主張需求在先、供需結合、兩端發力。該書剛一出版受到肯定，但之後引起學術討論。基於對現實的了解，筆者當時以《論需求管理與供給管理相結合的新方略》為題，撰成學術論文在《改革與戰略》雜誌2016年第3期發表。

幾年過去，現在需求問題已經成為包括東北在內的各地經濟最突出的矛盾。需求問題不僅關乎經濟增長，更關乎社會公平與民生福祉。下一步，建議採用“需求管理與供給管理相結合的新方略”，並把需求放在首位，以提高“居民消費率”為抓手，切實在擴大居民消費需求上下功夫。

爲了從根本上提高東北“居民消費率”指標，必須相應調整分配結構，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並解決居民醫療費用、社會保障等一系列與民生息息相關的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將有助於激發東北一億多消費者的消費潛力，為東北經濟的持續發展提供“內源型”動力。

2．　“拓數”：以數字經濟、人工智能等“新質生產力”為引領，因地制宜開拓創新東北的產業結構

筆者在《推進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之我見》曾指出：“新質生產力‘新’在哪裏？在以數字技術為代表的新技術革命浪潮推動下，政治經濟學所講的生產力三要素——勞動者、勞動工具、勞動對象都在發生新的重大變化。我們不妨想想，從ChatGPT到Sora，光是AI（人工智能）的參與，就能使勞動者和勞動工具發生史無前例的變化。對一些行業來說，有價值且具有‘非消耗性’甚至在使用中還能‘自我衍生’的數據要素，或許比土地等傳統要素更誘人。而隨着生產力的變化，還將帶來生產關系的新變化”。務請大家注意：當今風起雲涌的數字經濟浪潮，不僅僅是一個平台或具體業態問題，而是一種新的人類文明形態。

有意思的是，《浙江日報》在發表上述文章時，還特意把筆者2013年主筆出版的《創新立國戰略》二維碼在文後刊登。為什麼？筆者在該書“培育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部分，曾按照自己的研究成果，提出了培育發展“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即環境保護、新一代信息技術、高端裝備、生物產業、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車。後來看到，二十大報告講了七大產業，其中六個“不謀而合”，但多了個“人工智能”，少了個“新能源汽車”，可能現在已經成勢，全球都在受益。

在“培育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同時，筆者建議還要“抓新興，帶兩頭”：一頭是“帶傳統”，因為東北的傳統產業有優勢，要用高新技術改造和賦能傳統產業（特別是傳統製造業和傳統服務業）；另一頭是“帶未來”（包括未來的量子和航天產業等）。

3．　“拓區”：外拓東北與外地區域合作、內拓東北本身的區域一體化

前面分析的是供需結構和產業結構，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是區域結構問題。

筆者研究深感東北地區不僅是中國的老工業基地，而且是中國農業、資源、科技、人才的聚集地。如果把整個國家圖形看成“金雞”的話，中國東北就像是“金雞”昂起的“頭顱”，至關重要。

完整地討論東北區域結構問題，不能“就東北談東北”，而應該包括兩個方面：“跳出東北看東北”和 “鑽進東北看東北”。

首先，“跳出東北看東北”：外拓東北與外地之間的區域合作。

其一，南北兩端合作。2022年2月18日，筆者曾提出一個《關於促進東北與海南深度合作的建議》。這個建議是在海南調研了九個市（縣）形成的觀點。主要基於以下原因。

①人流。按照國家公布的調查資料，東北三省從2010年“六普”至2020年“七普”十年間，遼寧省流失115萬，吉林省流失337萬，黑龍江省流失646萬，合計流失1 098萬（不含內蒙古自治區東五盟）。這1 000多萬流到了哪裏？由於自然氣候和政策等原因，相當一部分來到海南。即使按照最保守的10：1到海南估算，十年間至少有110萬左右東北人到海南。除了半年以上的常住人口以外，還有大量居住不到半年的所謂“候鳥人士”，其中到三亞、樂東居多。

②物流。海南的航天、海洋裝備、石化裝備等，很多是東北製造的，而熱帶農產品則是“海南補東北”。

③資金流。在調研中發現，改革開放以來在東北成長起來的企業家，一部分已到海南落戶投資。此外還有技術流、信息流等。

如何發揮在海南“百萬東北大軍”的人才、資金、商品、 技術和信息的能量以及對家鄉東北的感情，借鑑海南自貿港的可行做法，促其與東北深度合作？是一篇尚未破題的大文章。

基於此，筆者提出了《關於促進東北與海南深度合作的建議》，供有關部門參考。

其二，東西兩端合作。2022年10月30日，在第88次中國改革國際論壇“東北亞區域經濟合作與東北全面振興”專家座談會上，筆者在《論歐亞新變局下中國東北與西北（新疆）“雙向聯動”戰略》中，建議東北和新疆進行實在的產業合作。重點在以下三個方面合作。

①能源合作，包括石油、天然氣以及光伏發電新型能源。

②礦產採掘合作。東北因部分資源枯竭，設備和技術能力未能充分發揮；而新疆礦產資源豐富（特別是崑崙山），過去因為沒有鐵路，礦產運不出來。2022年6月16日，和田到若羌的“和若鐵路”開通運營。建議東北資本與新疆資本合作共同開發礦產業（重點是崑崙山的礦業開發）。

③裝備製造業和數字產業合作。東北有此優勢，相對來說新疆較弱，雙方可以合作。有些曾經流出東北的產業，可以用適當方式使其雙向交流（如“新疆特變電”與“瀋陽特變電”）在兩地開花。

其三，發展“飛地經濟”。筆者在黑龍江調查期間，發現哈爾濱市江北新區產業園中，辦得最好的是“深圳產業園”。它不僅給哈爾濱市江北新區帶來生機、活力和收益，而且也給深圳的優秀企業（如華為集團等）提供了更為廣闊的舞臺，可謂互利雙贏。

現在，深圳等南方城市受地域限制，難以進一步“施展拳腳”。為此，近年採取“深汕模式”，在“飛地經濟”上做文章。筆者由此想到：東北地域遼闊（僅僅黑龍江一省面積就達47．3萬平方公裡，相當於近三個廣東、近五個浙江），能否主動提出發展“飛地經濟”呢？這不僅會帶來經濟上的合作共贏，而且會帶來中國南北之間的“文明交融”，何樂而不為？

此外，“跳出東北看東北”，外拓的空間廣闊，還包括與東北毗鄰的京津冀地區合作等。

至於“鑽進東北看東北”，內拓東北本身的區域一體化問題，在前著《中國東北轉型通論》中，曾經提出以“哈長沈大”為主動脈，以“四縱四橫”為骨架，逐步實現東北全區經濟一體化的構想；近來又補充性地提出“打通‘新東道’，以實現遼吉黑三省東部地區一體化”的計劃。

4．　“拓綠”：以“綠色”為底色，創建東北“可持續發展”的環境資源結構

這個結構性問題，不僅關乎東北地區，而且關乎全國，關乎東亞，甚至也涉及地球未來。

因為，在生態方面，東三省均是我國的自然資源大省，土地資源、森林資源都頗為豐富。數據顯示：森林面積、溼地面積、自然保護區佔比均居全國前列，堪稱拱衛我國北方的生態安全屏障。

46年前，筆者在對黑龍江伊春林區和西部牧區調研中，發現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就是不顧長遠、只顧眼前的森林“過度砍伐”、草原“過度放牧”等，對這種違背自然規律和經濟規律的做法“深感憂慮”，於是撰寫了一篇論文——《“竭澤而漁”後患無窮——經濟工作中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在《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0年第4期發表，被《光明日報》轉載。幾十年後，“竭澤而漁”後患無窮，不幸而被言中。《中國東北轉型通論》一書作為史料附錄了這篇論文。

2015年10月29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公報》發佈，其中完整明確地提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新發展理念。根據綠色發展理念，東北應堅定不移地走“生態優先、綠色低碳”的高質量發展道路。

這裏筆者提個醒，現在大家比較熟悉的減碳或者綠色發展，路徑主要有三條：一是通過技術手段來減碳；二是通過結構調整（如調整產業結構、能源結構、交通運輸結構、用地結構等）來減碳；三是通過政府規制（如嚴格控制“兩高”項目以及開徵環境稅等措施）來減碳。這些都是重要的。

除此之外，筆者提供第四條路線，即用“產權”機制這只“看不見的手”（市場）來調節，推行碳排放權、排污權、水權交易機制，解決資源的有償使用和生態的補償。在這四條線中，這條線是最薄弱的。下一步，應培育現代生態文明形態，確保我國的生態安全。對此，筆者在《廣義產權論：為天地人命運共同體立命的探索》一文中有系統闡述，可供參考。

三、加力振興“力”往開放上“加”：以“向北開放”為契機，把東北打造成國家“對外開放的新前沿”

在2020年版的《中國東北轉型通論》中，筆者是把“封閉性結構”作為“結構性鏽帶”提出的。在《中國東北轉型新論——加力振興論》中，打算把開放問題單獨列出，作為“四大突破”之一。

20世紀80年代末，筆者曾相繼提出“四沿（沿海、沿江、沿邊、沿線）開放”戰略（1988年）和《積極創建遠東經濟特區》主張（1989年），並建議“以圖們江地區為前沿”。2018年12月，在當年“東北振興論壇”上，則進一步提出“向北開放”的構想。對此，2019年1月9日新華社作了報道，題為《抓住有利時機，推動向北開放》。

四年之後，2023年9月7日，中央第一次作出“向北開放”的戰略決策。當年11月，在大連舉行的“東北振興論壇”上，筆者談了當初提出的“向北開放”的三點內涵：第一，放眼於整個中國（當然重點在東北），而非僅僅指黑龍江一省。第二，“向北開放”應面向東北亞，而非僅僅面向俄羅斯一國。第三，在“向北開放”思路中，還包括由中國東北港口——或借用俄羅斯港口如符拉迪沃斯託克（海參崴），或借用朝鮮港口（如羅津）——出發，通往北冰洋，從而連接到歐洲。因此，提請注意，在貫徹落實中，切勿把“向北開放”戰略狹隘化、簡單化，“全面準確把握為好”。

東北開放“新前沿”新在哪裏？

第一，新在“地域”：爭取區域突破。例如，吉林琿春圖們江出海口地帶，這裏距日本海只15公里，“南朝北俄”，但江面上中國船是有航行權的，如能獲得解決，那裏將是一塊航運和開放寶地。

第二，新在“領域”：特別是高新技術與要素領域。2024年筆者正式提出《關於在大連創建國際要素交易市場的構想》，已經在《遼寧經濟》公開發表，希望在實踐中有所推進。

第三，新在“倒逼”：申請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CPTTP）及其帶來的相應改革。CPTPP的文本共30章，涉及投資等六大領域，它在一些新的領域和議題上制定了全新的規則。看其中的條款，聯繫中國的現實，突出涉及這樣五個問題：① 國企改革問題。所謂“非商業援助”主要針對國有企業的補貼。其規則與WTO的《補貼與反補貼措施協定》相比，約束的範圍更大。② 市場準入、公平競爭、隱性壁壘的問題。③ 保護知識產權問題。④ 勞工權益問題。⑤ 環境保護等企業社會責任。

“向北開放戰略”需要有具體實施舉措：筆者建議遼寧省應注重遼寧港口的發展與新東道的拓展；吉林應重視已經列入國家決策的“長吉圖”戰略；至於黑龍江，筆者已經在“太陽島論壇”提出其“向北開放”的八點建議，不再重複。

四、針對“文明方式鏽帶”，以培育新時代文明為戰略取向，在東北切實促進中外文明包容與交融

文明與市場經濟是配套的。根據筆者這些年的調研，中國南北問題的實質是文明的落差，希望能引起重視。建議把握以下四點。

其一，擺脫“官本位”束縛。我們必須面對這一事實，由於東北長期實行計劃經濟，導致的一個惡果就是“整個社會聯繫體系的官僚化”，此問題雖然各地都不同程度存在，但東北尤甚。事實表明：經濟的非市場化與行政的官僚化是惡性互動的，經濟越是非市場化，行政則越是官僚化。“官本位”不僅對經濟發展造成障礙，而且對人自身的發展更造成障礙。建議從削弱政府對微觀經濟的幹預入手，多管齊下，克服根深蒂固的“官本位”。

其二，在擺脫“官本位”的同時，立足東北實際確立“人本位”（或稱“人本根基”）理念。 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提出：“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這是《共產黨宣言》中最閃光的思想，是“新社會的本質”和根本價值目標。中國改革發展的“人本根基”就在這裏。

要認識到，在中國新階段，構建並實現“三高”（即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高質量經濟發展、高水平對外開放）需“高人”，“高人”重點體現在“三大人群”。

第一大人群是勞動者。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推動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優化組合和更新躍升”，同時針對戶籍制度改革、就業、收入分配、公共服務均等化等作出一些細化的規定。我們必須尊重各行各業的勞動者，發揮東北數千萬勞動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

第二大人群是科技人員。這裏的關鍵是科研創新人員的“職務發明”成果產權分割問題。拙著《廣義產權論》（2009）曾提出：“還應將這部分‘知識’產權的一部分分配給具體創造該‘知識’產權的技術人員。”即“分為兩部分，一部分為該單位所有，另一部分由技術人員持有”。但這些年教訓慘痛。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第一次明確提出：“允許科技人員在科技成果轉化收益分配上有更大自主權，建立職務科技成果資產單列管理制度，深化職務科技成果賦權改革。”這意味着人本要素將“放手”，從而使“人本產權”的價值得到進一步釋放。

第三大人群是管理者。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指出：“弘揚企業家精神。”為什麼特別強調“弘揚企業家精神”？ 這是實現“三高”（即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高質量經濟發展、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需要。我們究竟要弘揚什麼樣的“企業家精神”？一是勇於擔當的時代責任精神，二是勇於開拓創新精神，三是注重協調包容的精神。如何把“弘揚企業家精神”落到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實處？筆者從國家戰略高度對“弘揚企業家精神”提出了六條意見。此文已在《國家治理》雜誌發表，不再贅述。

總之，人本根基扎得深，就能激勵調動人。當然上述深向“人本根基”的改革舉措能否具體落實，進一步激發人的創造潛能，還需要我們在實踐中做出艱苦的努力。

其三，培育“契約精神”，締造誠信社會。契約精神是人類先進文明的標誌。與東北市場經濟不發達相連，契約精神的氛圍不夠濃厚，“酒桌拍得響，過後不認賬”。針對契約精神的稀缺，需要進行“契約補課”，並把“契約精神”列為優化營商環境之首。

其四，促進中外文明的包容與交融。在這方面，東北是有條件、有基礎的，不僅哈（爾濱）長（春）沈（陽）大（連）“四大金剛”具有異國風味，而且在只有幾萬人口的二道白河小鎮，也有“天福街”和“艾麗斯風情街”等。建議在東北發揚中華文明優秀傳統的同時，注重借鑑吸收國外各種文明的優秀成果，使東北成為文明包容與交融的希望之地。

（作者係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經濟學家，中國東北振興研究院專家委員會副主任，《20世紀中國知名科學家學術成就概覽（經濟學卷）》入選者，文章僅代表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