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荊論壇》專稿/轉載請標明出處

作者：約瑟夫．格雷戈里．馬奧尼 | 美國《中國政治學雜誌》副主編、華東師範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譯者：鄭穎 | 中共中央編譯局副編審、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際中國學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現代性」這一概念不僅貫穿著中國歷史的劃分，亦在歷任中國領導人的政治思想中表現為不同的時代任務，其在中國共產黨的發展邏輯和與政治合法性相關的敘事中佔據了核心位置，最近被正式表述為「中國式現代化」。「現代」和「現代性」在如今的中國可以被理解為「新中國」「民族復興」等核心主題之一，通過理解這一概念在中國的發展，我們能更好地理解當今中國。

「現代中國」這一術語經常被中國和非中國學者用來描述某一特定時代的中國，包括當前的時代。中國共產黨已將「現代化」作為其發展策略和全面治理的核心目標，尤其是在改革開放時期。如今，很難低估「現代性」的各種表達方式在官方話語結構中所起的核心作用。實際上，作為一種意識形態概念，「現代性」在中國共產黨的發展邏輯和與政治合法性相關的敘事中佔據了核心位置，最近被正式表述為「中國式現代化」。
 

作為歷史分期的現代性

在西方，「現代」一詞的拉丁詞根的歷史比許多人所理解的「現代」時期更為久遠。在大衞．哈維（David Harvey）的研究中，西方的現代性在19世紀的巴黎達到了某種文化頂峰。但即便如此，現代性仍然必須被視為一種部分神話化的概念，它十分依賴於與過去的「激烈斷裂」的觀念，同時具備先鋒性，常常自視為處於歷史終結的邊緣。哈維回顧道，巴黎的現代性在1848年達到了一個危機點——這是卡爾．馬克思（Karl Marx）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發表《共產黨宣言》的年份，隨之而來的是1848年革命和巴黎公社的興亡。這些危機本身被認為是現代性的體現。換句話說，從馬克思主義視角來看，哈維將現代性視為一個接連發生且經常愈演愈烈的危機時期。

這一觀點值得注意，原因有二。首先，這一觀點在很大程度上與主導中國現代性的中國馬克思主義視角一致。其次，因為許多西方和中國學者將中國現代性的開端確定為19世紀中葉中國與西方艱難碰撞的時期，特別是兩次鴉片戰爭。換句話說，中國幾乎在歐洲列強自身進入現代的同時，也開始經歷現代性危機。喬納森．芬比（Jonathan Fenby）在《現代中國：一個大國的衰落與崛起，1850年至今》（Modern China: The Fall and Rise of a Great Power, 1850 to the Present）以及埃德溫．莫伊斯（Edwin Moise）在《現代中國》（Modern China）中都支持這種看法。

但是，有些學者認為，中國現代性的起點可以追溯到明末時期，中國在當時即將出現現代化發展，直到明朝滅亡，被清朝取代——這是中國與西方接觸日益增多的時期。在《現代中國的崛起》（2000年）一書中，徐中約（Immanuel C.Y. Hsü）認同了這種觀點，並指出其在說明清朝如何持續應對西方崛起方面的價值，以及為何這些努力最終尚顯不足。

然而，徐中約曾恰當地指出，無論中國現代性是否傾向於從明末、清朝或更早的時期開始，中國現代性作為一種刻意發展的目標，實際上是在應對外來侵略時才真正開始，特別是清朝在1861至1895年間的追求現代化的努力，即以自強為目標的洋務運動，這場運動在1895年中日戰爭失敗後宣告結束。可以說，中國在那場戰爭中的失敗是一個關鍵的轉折點——當時大量的中國人開始傾向於結束封建王朝統治，開始接受進行民族革命的必要性。為此，有人將辛亥革命視為中國現代性的開端——這一革命導致了清帝的退位和中華民國的建立。

總的來說，西方敘事往往模糊地將中國現代性描述為一個推進中、間歇性的、尚未完成的項目，從鴉片戰爭開始，經歷了若干關鍵時刻，這包括上述的各個事件，並一直延續至今。

中國官方的歷史和中國學者與西方的描述並無根本衝突，但在某些重要方面存在差異。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和西方一樣，中國官方關於現代性的分期有兩種不同的方法。第一種是一般的歷史方法，即前文所討論的內容；第二種與文學和藝術運動相關。然而在中國，還有第三種方法，即官方的政治分期，這種分期方法也具有廣泛的影響。區分這三種方法有助於避免某些混淆。
 

中國政治中的「現代性」

在政治分期中，中國的近代和現代之間出現了一個中間時期，即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這一時期的加入至少具有三個目的。首先，是為了強調「五四運動」的重要性，其標誌著一場重要的文化和政治覺醒，這場覺醒開啟了許多人認為對現代民族國家至關重要的新的大眾政治。「五四運動」的導火索是中國人民對《凡爾賽條約》的憤怒。該條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將德國佔領的中國山東轉交給日本，而未歸還中國。

中國共產黨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於1921年在上海成立，並得到了蘇聯和共產國際的支持。實際上，「五四運動」緊隨1917年列寧的「十月革命」之後進行，馬克思主義研究小組也開始在中國迅速發展，其中最重要的中心位於北京大學，始於1920年並以李大釗為核心人物，包括毛澤東等人。有鑒於此，近代時期中出現這一特殊分期的第二個原因也就變得清晰了起來：一方面，「五四運動」被官方視為中國共產黨的思想搖籃；另一方面，它也確立了中國共產黨的先鋒地位（因其列寧主義的自上而下的革命方式），標誌著中國共產黨的先進性及其開始制定引領現代時期的新策略和新戰術。

第三個將這一分期作為特殊時期的原因，是為了簡明地表達一個原本混亂的過渡時期，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包括了抗日戰爭，更廣泛來說還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國內戰，以及各種形式的統一戰線。同時，這一時期也囊括了中國共產黨自身戰略和戰術的重大變化。

在1919年之前，在外國和中國國內的資本主義企業確實存在的同時，也存在著一個可以被描述為資產階級和買辦階層的群體。這些元素在1919年之前的中華民國中具有一定代表性，甚至在清朝時就已存在。然而很難以符合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方式斷言中國經歷了一個以資產階級統治為主導的獨立資本主義階段。因此，毛澤東提出的「新民主主義」概念作為理論解決方案發揮了作用，適應了當時中國複雜的政治形勢。這一概念有效地壓縮了歷史分期，使得「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與「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交替重疊，隨後逐步讓位於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

儘管列寧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1917年）在毛澤東的文章中並未被直接引用，但其理論顯然對毛澤東的觀點有深刻影響。該著作闡述了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帝國主義如何導致不同的發展路徑：核心國家遵循馬克思熟悉的發展道路，而邊緣國家則由於其自身獨特的國情以及來自核心國家的積極和消極的影響，被迫探索不同的發展道路。換句話說，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國家的擾亂使得殖民地國家甚至像中國這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邊緣國家無法按照馬克思所設想的路徑發展。

綜上所述，鑒於上述理由，新民主主義革命概念在理論與實踐之間架起了一座有用的橋樑，使得中國能夠從近代向現代過渡，尤其是在1949年中國內戰以共產黨戰勝國民黨而告終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最獨特的地方在於毛澤東提出的工農聯盟，這不同於經典馬克思主義和蘇聯式馬克思主義，後者認為農民是落後階級，無法充當先鋒隊。這一步驟對快速將中國群眾動員到國家建設的政治項目中至關重要，也成為中國向現代技術社會轉型的關鍵一步。

中國向現代國家和日益增長的技術社會的轉型隨即加速。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幾乎是立即參與了朝鮮戰爭。1953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蘇聯的支持下啟動了第一個五年計劃，但由於多種原因，包括自1921年成立以來時存在的複雜關係，中國共產黨在1956年已經開始對莫斯科產生不信任，擔心國家發展速度不夠快，難以鞏固國家主權，更無法跟上新的外國技術進步，而這些進步又可能對中國構成新的威脅。這一切導致了政策制定越來越激進，包括「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

「三個世界」理論是毛澤東在20世紀70年代提出的。這一理論分析了全球政治和經濟格局，並在冷戰時期指導了中國的外交政策。該理論不僅打破了外交和經濟孤立的戰略空間，還為中國後來的改革開放政策奠定了堅實基礎。鄧小平於1975年在聯合國發表演講時提到「三個世界」理論。儘管該演講未被收錄在《鄧小平選集》中，但他在該文集中其他部分四次提到「三個世界」理論，認為這是中國對抗霸權主義的戰略思想基石，並將其與推動「四個現代化」明確聯繫在一起。

「四個現代化」（即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早在1963年由周恩來提出，並在1975年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重申。鄧小平同樣重視「四個現代化」，他在1978年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發表講話時首次明確提出這一目標。這表明，彌合技術差距在中國領導人心目中始終佔據重要位置，不論是在文革之前、文革期間還是之後，都是改革開放的核心目標。

雖然很難確切評估「三個世界」理論在多大程度上繼續指導著中國的戰略思維，但其核心價值觀似乎與中國隨後的發展高度一致。越來越多的學者強調該理論為中國外交和現代化路徑提供了核心邏輯，並直接將其與「一帶一路」倡議和「共贏」目標聯繫起來。這些學者認為，中國不僅成功地以自己的方式在反霸權的情況下實現崛起，還準備幫助其他國家也以類似方式崛起，推動多極化和多邊世界體系的形成。

越來越多的觀點認為中國進入了「新時代」，不僅體現於中國在包括大幅縮小的技術差距方面的崛起上，也體現在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中。這一觀點在國際社會對中國崛起的變化看法中有所體現，也清晰地表現在《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中。這與中國逐步從「規範接受者」轉向「規範制定者」的趨勢相一致，即在全球市場中尋求更強的地位（即便不完全是主導地位），尤其是在先進技術方面，並努力在競爭激烈的民族國家體系中強化自身的主權和地位。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一體系不僅沒有放鬆，反而得到了加強。

習近平多次強調，中國的現代化任務已達到一個新的階段，中國對自己的道路充滿信心（即「四個自信」，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這部分體現在2021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上，這是與「四個現代化」推進直接相關的一個關鍵發展節點。這一成就為中國接下來一個重大目標的規劃提供了基礎：到2050年將中國建設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其中包括2035年的中期目標，並繼續以「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模式前進。這一模式與其他通過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奴隸制、種族滅絕、戰爭等手段實現現代化的國家形成鮮明對比。
 

作為中國共產黨發展與合法性中意識形態符號的「現代」和「現代化」

沿著這種思路來看，當今中國的「現代」和「現代性」可以被理解為「新中國」「民族復興」「作為中國人」的意義，以及未來「作為中國人」將意味著什麼的核心主題之一——根據「中國夢」以及習近平提出的到2050年實現全面現代化的目標，這意味著變得更為現代化。

進一步來看，可以觀察到中國共產黨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建立在這樣一個觀點上：中國共產黨為中國連續的現代性危機（外國侵略、重新確立中國作為現代民族國家的主權、通過解決中國與強勢外國勢力之間出現的技術差距來強化主權，以及引領國家邁向更高的發展水平）創新了解決方案。在這裡我們可以回顧安東尼奧．葛蘭西（Antonio Gramsci）把共產黨描述為「現代的君主」會更有益於理解。葛蘭西將尼可羅．馬基雅維利（Niccolò Machiavelli）在《君主論》中關於有效的政治權力和主權的關鍵見解與馬克思主義，尤其是列寧主義的先鋒隊理論相結合。葛蘭西由此得出結論，認為共產黨的力量源於推進現代化，並且這種物質形式的進步塑造了大眾的意識，在意識形態上產生了共鳴，從而確認了進步的存在並賦予了政治上的合法性。我們可以用類似的方式來描述中國共產黨。
 

作為「技術社會」的現代性

在前現代時期，中國已經是一個高度發達的技術社會，以四大發明（造紙術、指南針、印刷術和火藥）為代表，而這一成就通過李約瑟（Joseph Needham）對中國科技史的研究得到了更具體的證實。然而，正如美國著名漢學家孟德衞（D.E. Mungello）所描述的那樣，16世紀歐洲人造訪明朝時，對中國的技術和文化進步印象深刻，甚至有些人將中國人視為「白種人」。但到了清朝衰落、歐洲崛起時，東方主義則將中國人描繪為膚色偏黃且在科學上落後。

20世紀以來，學者們開始探討所謂的「李約瑟之謎」：為什麼中國在許多文化和科學成就上領先至少一個世紀，卻未能在啟蒙運動時期和工業革命期間像歐洲那樣發展起來？

眾多學者提出了各種理論來解釋這一問題，包括文化、制度、地理和經濟等差異，以及諸如小冰期帶來的影響等其他可能的解釋——竺可楨的開創性研究首次在近一個世紀前探討了這一影響。然而，所有這些解釋都未能區分「技術社會」和「技術性社會」的概念。

自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自1978年起，中國迅速從一個先進的技術社會轉變為先進的技術性社會。實際上，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在全球舞台上日益佔據主導地位，而這種主導地位對國家獨立和安全至關重要，同時也是推動全球技術文化的關鍵動力，這往往與傳統價值觀存在衝突。這種轉型不僅體現在計算機、人工智能、綠色能源和太空探索等尖端技術的發展上，也體現在意識形態層面，正如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等人所描述的那樣，現代的自我意識本身是工業理性化的產物和表現。

這一轉型強化了中國共產黨基於發展的合法性，並有助於建立一個更加先進的技術性社會。然而，這也引發了中國內部各種形式的「技術崇拜」，對中國社會及其治理產生了深遠影響。同時，這一趨勢在全球層面也產生了相似的影響，有些人熱情擁抱中國的技術進步，而另一些人則推動「中國技術恐懼症」。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5年1-3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