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屠海鳴

近日，證監會與港交所聯合推出“科企專線”，為特專科技及生物科技企業開闢上市“綠色通道”。此舉顯示出香港加速創科產業與資本市場對接，令金融賦能創科。

行政長官李家超在去年10月公布的任內第三份施政報告中，提出一系列推進創新科技的舉措，“金融賦能創科”是其中之一。應該說，特區政府推進創新科技的方向、路徑和舉措都是比較務實的。香港創科已破題，但須看到，香港的創新科技是一項長期工作，需要香港整個社會一齊發力才能見到實效。

中央對香港的創科發展寄予厚望，從科研資金、發展空間等方面給予了大力支持，香港還需拿出更大的魄力持續推進。那麼，香港如何爬坡過坎謀大勢呢？我們從以下三個角度進行觀察。

推進創科力度超乎過往

本屆特區政府推進創新科技的力度超乎過往，應該說，已經破題開局，突破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其一，重大科研有新成就。比如，航空航天領域，香港科技大學主導成立“香港太空機械人與能源中心”，研發多功能月面作業機械人暨移動充電站，助力國家嫦娥八號探月任務，實現月球採樣與設備供電；在材料科學領域，納米及先進材料研發院憑四項技術斬獲2025年愛迪生獎“兩金兩銀”。

其二，創新產業生態建設有進展。在創科平台建設方面，香港科學園集聚約2200家科技企業、1.5萬名科研人員，孵化思謀科技等獨角獸企業；在發展新興產業集群方面，超算中心運算速度達每秒3000千萬億次，香港微電子研發院成立，兩條中試線2025年投產，推動第三代半導體技術產業化。2024年香港初創企業數量同比增10%，僱員總數增7%，創歷史新高。

其三，協同創新有新變化。尤其是“香港研發——深圳製造”的一體化運作有新突破。比如，思謀科技等企業與深圳的企業緊密銜接，香港團隊上午調試算法，深圳下午測試產線，當晚產出樣品，大幅縮短研發週期。同時，香港還向全球推介自由港、普通法及稅制優勢，吸引創新要素匯聚香港。比如，2025年舉辦國際創科展、世界互聯網大會亞太峰會等，旨在強化國際創科樞紐角色。

其四，“給政策”和“搶人才”力度大。特區政府設立了100億港元“創科產業引導基金”，重點投資生命健康、人工智能等五大產業；推出 1.8億港元“創科加速器計劃”，吸引全球服務機構來港；香港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已投資90家科企，力圖以“1：4”的配比撬動社會資本進入創科領域。特區政府自2022年實施“搶人才”計劃，到今年3月底，各項人才計劃一共收到超過46萬份申請，超過30萬份獲批，約20萬名人才已經來港。看特區政府在創科方面的舉措，頗有“輕舟已過萬重山”之勢。

發展差距不可忽視

本港在創新科技方面雖然進步不小，但由於香港創新科技的起步較晚，有些方面的短板明顯，甚至可以說是“斷層”，彌補不足並非一日之功。對比國際國內科技創新領先的城市，香港的差距不容忽視。

其一、產業化的差距。香港科研實力強，但轉化率偏低。香港在分子科學、人工智能基礎算法等領域全球領先，但本地製造業佔GDP僅1%，而深圳該指標已超過30%以上；深圳已形成“基礎研究+技術攻關+成果產業化+科技金融”全鏈條生態，研發投入佔GDP達5.8%—6.5%，而香港僅約1%。

其二，中試能力的差距。“研發—中試—量產”是形成產業化的路徑，香港要把科技成果轉化為產業，“中試”這個環節非常重要。現在，中試平台還遠遠不夠，對比內地一些城市已建成千億級集成電路中試基地，香港差距較大。

其三，產業集群的差距。深圳南山科技園單園區超5000家企業，包括華為、騰訊等巨頭，形成了龐大的產業集群；杭州的數字經濟佔GDP 26%，形成了阿里巴巴生態鏈；香港科學園、數碼港近年來迅速聚集了眾多科技企業，但與深圳、杭州相比，還有較大差距。

其四，人才結構的差距。香港“搶人才”的總量大，但有兩種情況須引起重視：一是傳統產業人才較多，創科專才較少。二是研發型人才較多、應用型人才較少。這種情況若長期保持下去，會降低人才支撐創科的力度。

其五，創新文化的差距。香港因港口而興，擅長做貿易，人們喜歡“賺快錢”，這種文化傳統造就了港人靈活應變的特性，也給香港金融、貿易、航運、零售等產業的發展帶來生機。但要看到，創新科技屬於“賺慢錢”的行當，需要“十年磨一劍”的毅力和韌性，香港創新文化的培育任重道遠。

如今，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特區政府在推進創新科技上很給力，高校和科研機構也比較積極，但工商界的步子小了一些。究其原因，大家都習慣了“中間商吃差價”的賺錢模式，對“創造新產業、新需求、新場景”的賺錢模式，或不感興趣，或認知不清，或不敢探索。

瞄准短板力求突破

縱觀香港創新科技的優勢與差距，筆者認為，香港須在以下方面聚力突破：

其一，補齊“科研—產業”轉化斷層。要做大“香港研發+深圳製造”，當務之急是在中試平台建設上著力。一方面，以河套合作區為突破點，在河套香港園區設立跨境中試共享平台，為半導體、生物醫藥提供“一次過關、兩地認證”的快速通關通道；另一方面，擴建香港微電子研發院產能，力爭兩年實現本地中試項目佔比超40%。

其二，明確“鼓勵創新”的政策導向。比如，設立成果轉化“風險共擔”機制，政府牽頭設立“科研成果轉化保險池”；得到政府資助的科研項目，須預留一定比例經費用於產業合作；政府每年預留一定比例公共採購預算，定向購買本地創科產品。又比如，新增“專利盒”制度，對技術轉讓的所得稅，在現有基礎上降低稅率。

其三，優化人才結構、降低人才成本。在培育應用型人才方面，香港的高校可以探索與深圳的企業合作辦學，比如，與華為、比亞迪、大疆等企業共建實訓基地。在降低人才成本方面，由於香港的居住成本較高，重點應在這些方面著力。比如，對企業引進的工程師，給予更大比例的住房補貼，同時，允許香港企業將部分研發崗位設在珠海橫琴、深圳前海，享受當地人力成本優勢。

其四、以“共建”走“捷徑”。在“香港研發+深圳製造”的基礎上繼續拓展，打造“香港研發-灣區製造-全球銷售”閉環。比如，參考蘇州新加坡工業園模式，探索“香港法律管轄+內地生產成本”的特殊園區，這樣可以極大地降低用人成本和用地成本。又比如，香港和深圳共享科研設備，可減少設備重復購置成本。

其五，工商界應主動求變。香港疫後經濟復蘇之路非常艱難，究其原因，是發展環境變了，而香港的思維模式還沒有變。時下，以人工智能、大數據、機器人、新能源為主要方向的全球第四次產業革命發展迅猛，香港工商界對此敏感度不高，對這些領域還比較陌生，工商界應該看到危機，主動參與創新科技，與本港的科研機構和大灣區的企業合作，一起推進創新科技的香港實踐。若墨守成規，不僅不能搶到第四次產業革命的先機，連同現在的紅利也會丟失。香港市民“北上消費”常態化，這一現象是一個鮮明的信號，工商界應從中悟出變革的緊迫感和前瞻性。

十三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央港澳辦主任、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非常關注香港的創新科技發展。今年春節假期，他專門到浙江調研了“杭州六小龍”，在他的指導協調下，今年4月，行政長官李家超率團訪問浙江，首次建立了浙港合作機制，簽署了涉及創新科技的諸多合作協議。

推進創新科技，香港應一步一個腳印地去做，每隔一段時間，梳理一下存在的問題，謀劃突破的策略，才能令創新科技工作走實走深。因此，推進本港創新科技進程，不能浮在面上，須用“繡花功夫”。

（本文作者爲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副主任，香港新時代發展智庫主席，暨南大學“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研究院副院長、客座教授，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