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田飛龍

全球關稅戰是特朗普的全球經濟戰爭，是美國優先和美國式經濟民族主義的極端化政策和行動。全球關稅戰從原理和規範上，破壞了二戰後建立的國際法秩序和多邊主義經貿秩序，從道義和責任上破壞了美國作為全球化立法者，與世界帝國監管者的基本道德與軟實力根基。特朗普這場全球性經濟戰爭，維護的是美國的絕對利益，測試的是美國的帝國實力，帶來的是一個更加混亂，以及日益“去美國化”的世界。這場來自世界最強者的反噬性經濟戰爭，其進程與影響仍在推進發酵之中。

第一，特朗普式“不規則秩序”的形成。特朗普是一個反常理的人，也是一個反規則的人。他的貿易談判本質上沒有“對手”，只有“受害者”。關稅戰至今，“受害者”主要是其核心盟友，如日本、南韓、歐盟等。在特朗普的談判框架中，最核心的法則是服從性測試，不是規則性遵守。特朗普完全無視國際法與WTO規則秩序，濫施關稅、破壞規則是全球化的反動力量。特朗普試圖追求的美國優先的秩序，不符合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的基本利益，只是實力地位的濫用，不可能形成一直新的、可持續的規則秩序。特朗普對規則理解和遵守的反常性，直接破壞了作為西方軟實力基礎的“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加速了“東升西降”的世界歷史進程。

第二，單邊關稅疊加掠奪性投資的“毒丸”協定。特朗普版本的貿易協定是有格式化框架的。特朗普以貿易逆差為由，指責各國對美國造成不公平的貿易優勢，損害美國安全和發展利益。特朗普提出的糾正措施主要是單邊關稅和掠奪性投資。美國政府名義上追求“對等關稅”，實際上是強制性要求各國對美國零關稅，而美國對各國設定不低於15%的關稅，且存在與基礎稅率10%疊加使用的風險。已經與美國達成所謂貿易協定的日本、南韓與歐盟都存在被迫接受單邊關稅的風險。日本政府已正式要求美國政府修改總統行政命令和關稅公告，確認最終關稅為15%。但美國政府修改的可能性很低。至於對美國的巨額投資，按照特朗普政府的解釋，根本不是投資，而是“帝國貢金”，任由特朗普政府指定使用並奉獻90%利潤。這種貿易協定不僅極不公正，而且對簽署國的本國經濟具有巨大的摧毀性，是一種“毒丸”性質的貿易協定，在人類貿易史和國際法史上極其罕見。

第三，中國的對等反制與全球南方的團結難題。相比2018年，中國在此次關稅戰、貿易戰中冷靜、自信、從容，鬥爭意志堅定，鬥爭方法合理，鬥爭效果凸顯。特朗普的關稅戰是一種帝國服從性測試，全球範圍內真正進行對等反制的國家只有中國。今年4月以來，受關稅戰影響，中美貿易出現巨大波動，雙方都在進行耐力測試，並尋求替代性安排。中國針對美國高額關稅，採取了對等措施，逼迫美國一再推遲關稅實際執行，進行多輪複雜博弈和談判。美國政府一步步加強對中國的高科技制裁與封鎖，中國則以更高水準的單邊開放措施以及稀土出口管制等綜合性機制反制美國遏制戰略，取得了積極成效。中國的堅定反制，既是對自身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的正當維護，又是對國際法與多邊主義經貿秩序的規範性支援，是大變局時代真正的建設性、塑造性力量。但全球南方的集體反制難成隊形，各國各自為戰、尋求個別化妥協的心理與實踐成為主流，從而存在被美國各個擊破的風險。美國對巴西、印度等全球南方國家的高關稅和強勢制裁，是否能夠刺激推動全球南方的團結鬥爭，尚需觀察。莫迪月底訪華是否意味着印度的國際陣營轉向及全球南方的團結信號，也還不能下明確判斷。

第四，“去美國化”與美國“法西斯化”的風險趨勢。特朗普是某種意義上的“愛國者”，比拜登、奧巴馬等全球主義者更愛美國，但這種愛本身是民族主義的，甚至是白人種族主義的，並不是建立在平等、多元和人類共同命運的基礎上。特朗普主義缺乏一種內在的普遍性品質與道德要素，本質上是美國民族主義在應對霸權危機上的應急反應和極端化發展。特朗普的極限施壓和反復無常，帶來了一個不安全的世界，這種不安全感彌漫於美國國內、盟友體系及全球南方體系，沒有哪一個角落例外。這種不安和震盪，反映了美國實力的強大存量與美國道德的急速退化。“去美國化”成為時代的一種趨勢和共識，這就為真正的多極化秩序與國際關係的平等化、共同體化帶來了契機。隨着美國實力與魅力的特朗普式“自我解構”以及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南方國家的鬥爭與制衡，“去美國化”不僅表現為一種事關人類和平發展大局的共識選擇，更成為推動美國霸權“和平衰落”，直至解體的新全球化秩序的再造。與此同時，隨着特朗普主義的極端化及其失敗，美國“法西斯化”的程度與風險會不斷增加。美國的自由民主、三權分立、公民社會、新聞自由、政黨政治等憲制機制已受到特朗普主義嚴重衝擊，共和黨、國會、白宮、大企業、權威媒體、精英大學等存在，屈服於吹捧特朗普“偉大領袖”的不良風氣和趨勢。所幸，美國司法獨立與法治系統，尚表現出較為強勁的權力制衡立場與作為，如果美國司法也墮落了，美國法官也失守了，美國的“法西斯化”也就不遠了。近期，特朗普更加明確地釋放出萬斯作為其政治接班人的信號。那麼，《鄉下人的悲歌》到底是不是美國版的《我的奮鬥》，“特朗普+萬斯”的政治接力會給美國帶來一種什麼樣的經濟前景、民主模式、民族文化乃至於帝國形態？這些都非常值得進行真正的戰略性、歷史性和思想性研究，是當今世界格局演變的最重大課題。

總之，特朗普的“不規則秩序”與不公平貿易協定，正在其霸權實力的全方位上滋長，二戰勝利所確立的國際法秩序和多邊主義經貿秩序七零八落，千瘡百孔，美國之世界帝國道德與政治的自我背反和墮落，加大了全球化的不確定性風險與人類和平發展的艱難曲折。日益黯淡的西方，漸然明朗的東方，正在特朗普主義的破壞性，與中國民族復興的建設性複雜博弈互動之中加速蛻變更替，一種文明的新秩序和新形態呼之欲出。

（作者係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副院長、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