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朱家健

近日，接二連三揭發有獨居長者在家中離逝，死者被發現時已仙遊多時，也有個案指個別死者已失蹤逾一年，情況令人關注。香港作為一個現代化的城市，發生這種悲劇實屬不幸。先不碰及死者的死因是病故、失救還是其他，死者陳屍多天未有人及時發現，已見證社會的涼薄，鄰居未有聞到異味，更未有察覺到獨居長者未有外出購買餸菜、點外賣食物或丟棄垃圾，管理員也沒有發覺異常，而死者的親人也不聞不問，即使未有到訪，甚至也沒有以電話或短訊聯絡，也不覺事有蹊蹺，即使是查看死者信箱、水電費單、屋租和管理費處於未繳交狀況，也未有任何人跟進，真是世態炎涼。

個別獨居長者有的老伴子女已離開，個別的子女更已移民，較為健談的長者或會飲茶、聯誼、下棋或參與社交活動，個別孤癖的長者未必有朋友或其他人主動聯絡，生活枯燥寂寞，甚至未有人發現他們突然在生活中的淡出，他們未必需要社區財政或醫療資源的援助，但他們絕對是社福資源網需要涵蓋的一群，不應該被遺忘。社福機構或只會盤算每年有多少撥款、多少次的公開籌款、總幹事的薪津，然後再在“會員名單”(即受助對象)提供恆常服務；然而，在名單內的長者通常是較主動、較活躍又最吸引注意力的一群，不在大部分社福機構服務名單內的長者，倒過來可能就是長期被忽略，反而需要關心、注意或投放社福資源的零星個體，這個組群的長者未必對排隊領取福袋或飯盒有興趣，也未必踴躍參與社區聯誼活動，但總不能未見他們影縱，便單向武斷地推測他們不在香港境內或到被子女接回家生活。

在大數據年內，其實無論是水電煤賬單、管理費、公屋租金、樂悠卡、八達通消費、出入境紀錄，手提電話和數據使用量、醫院覆診紀錄、銀行戶口結餘，均能以人工智能推敲個別人士是否屬高危失蹤人士的可能性，社署可以再分急緩次序去派員跟進個案。區議員和關愛隊(但也不宜獲發數千元車馬費)也可主動關心區內來自私樓家庭和公屋家庭的長者，尤其是較內向、身體有殘疾隱病、喪偶和獨居的長者，在條件和長者同意下，可以安排定期家訪和電話問好，也是地區保長的份內事；管理員也可以透過管理公司主動向業主或租客聯絡；鄰居之間也可以多發揮鄰里守望相助的精神，多串門、多關懷、多溝通，主動關心身邊的長者家庭；子女也應主動關心不同住的父母或旁系親屬長輩，不時瞭解他們的行蹤和病歷。

社署的角色，除了是外判服務和監督，更可以是主動去做服務，例如平時外判社福機構較少接觸、不屬於受助對象範圍，或較偏遠、更麻煩的個案對象，既能控制成本，減少撥款，也能把服務接觸到獨居長者等優先而容易被忽略的社會弱勢群體。

（作者係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副秘書長，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