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鄺凱迎

唐代詩人白居易的《惜玉蕊花．有懷集賢王校書起》詩，正文曰「芳意將闌風又吹，白雲辭葉雪辭枝，集賢讎校無閑日，落盡瑤華尚不知」，這詩道出白居易任讎校的體會。讎校是對書文的校勘。白居易在文學創作上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集賢院的校書郎日以繼夜地忙碌，這首詩就表白他對讎校職重務艱的體會。

古代讎校與近年印刷業的校對相同，目的是保障誤書/植而改變書文原義，這種工作在今天也會由於科技的發展，人工智能可取代部份人手，古代未有此技術，只能組織班子以人力進行。讎校的除了歷代文書的記錄外，實際的過程也可從出土或歷代承傳下來的文物看到，為研究古籍校勘制度提供實物依據。我國最早的讎校是距今兩千八百年的西周宣王時期正考父（孔子的七世祖）就曾校對過商王朝的《商頌》，並將《那》作為《商頌》十二篇之首。而首次歸納讎校規程，是西漢劉向、劉歆父子在整理宮中藏書的校讎實踐中發展起來，到東漢這種執行工作就正式成為官職。

1958年湖南長沙市南郊金盆嶺晉代墓群出土不少青釉陶瓷武、樂俑等，墓中磚上寫有修建記錄，屬於距東漢不遠的西晉永寧二年（即公元302年）文物；其中九號墓發現一件雙人俑，這件人俑組合通體施以青釉，盡管胎釉結合較差，釉彩部份剝落，但神態栩栩如生，不如一般模製陪葬俑千篇一律的木訥造型，這引起研究人員重視，認為是反映晉朝承傳文化的的一個例子；這件兩人俑組合的造型，頭戴古代文儒書生當戴的進賢冠，身穿交領長袍，相對跪坐，兩人間置書案，案上有簡及刻書文具，一人執刀在板上刻寫，另一人亦手執簡冊，似在交流；研究指一人讀出原文，對方發現有謬誤即用刮刀將簡牘上的字刮去，重新刻上正文；這人俑組合當是校書俑，即文獻記載當時的官職——校讎吏。這件青瓷讎校（書）俑可在湖南博物院看到。

古代文獻皆抄於簡牘、布帛之上，抄寫時往往出現文字錯誤及文句差異，為免不誤今人與後人，抄寫時的校對非常重要，傳說孔子整理《詩經》時特別仔細校對，以求「不惑來者」；這種校對方式，之後西漢時期訂出了校讎規定，自始委派專人來負責即上述之校讎吏。

除這件出土文物外，存世有一絹本畫卷題為《北齊校書圖》，是宋代的摹本，畫中描畫北齊天保七年（公元556年）文宣帝高洋命當朝文學家樊遜和文士和等十一人負責刊定宮中收藏的《五經》諸史等人的故事，其中人物有展卷沉思、執筆書寫的場景，將過程導向觀眾的想像中，原畫者是北齊的楊子華，善畫人物、宮苑、車馬，有譽為當代畫聖，原畫下落不明，存世本為宋代摹本殘卷，傳說是按唐代閻立本再稿；宋代黃庭堅《畫記》及黃伯思《東觀食話》的記載閻本畫中人物士大夫共十二位，而這存世的北齊摹本只有十一人，相信並非原整的畫卷。北齊後於晉代二百多年，也執行這種校讎手段，「不誣古人，不惑來者」是當時的一種嚴肅學問態度。

這存世的宋摹本《北齊校書圖》殘卷早年從清末民初輾轉於收藏市場，由於畫上鈐有「金城私印」，推算金城（1878-1926）是其中收藏者，之後流失，在三十年代出現美國收藏界，目前藏於美國波士頓美術館。另台北故宮博物院亦藏有同名的畫卷。

晉朝有分西晉（公元226年- 316年）及東晉，是繼東漢三國時代曹魏之後，也是漢代（公元前202年—220）與隋唐（公元220年—589年）時代間其中一段的亂世，形容為亂世是因這三百多年間經歷魏、蜀漢、吳、西晉、東晉、五胡十六國(五胡指匈奴、鮮卑、氐族、羌族、羯，而十六國指巴氐人李氏的成漢、匈奴赫連氏的夏等十六個稱王國的氏族）、宋、齊、梁、陳、北魏、西魏、東魏、北周及北齊等部份並存的十五個王朝。緊接三國之後的西晉，政局動盪，曾有「太康之治」的短繁榮時期，但之後出現「八王之亂」，歷史上指出社會環境變得混亂。社會時勢動蕩，禮法疏鬆，時官學不振，家學倒成為文化傳承，當時邊疆民族進入中原，帶來草原文化，而久居中原的漢人南遷，促進江南發展，遷往南方之大族亦因見聞擴濶了，令這三百多年的文化異常地繁榮。

今天我們可以看到晉代到唐代間在文、史方面的豐盛遺產，如劉勰文藝理論的《文心雕龍》、左思描寫山川城邑的《三都賦》、鍾嶸反對玄言的《詩品》、陸機推動駢文的《文賦》、衛恆及束晰整理的《穆天子傳》及《紀年》、陳壽敘事史書的《三國誌》、裴秀的歷代地理源革《禹貢地域圖》、張華聞見取材甚廣的《博物志》；葛洪神仙學說的《抱朴子》、徐陵駢文創作的《玉台新詠》、孫綽比較佛教七道人與竹林七賢的《道賢論》及田園詩人之祖、高潔脫俗的陶淵明《五柳先生傳》、《桃花源記》及《歸去來兮辭》等等作品，另有劉義慶寫當代逸聞趣事的《世說新語》，當中亦提及除三害周處的歲時節令《風土記》著作。

佛教自東漢傳入，以其與世無爭，傳播範圍甚廣，其教義在三百多年來長足發展，除了興建佛寺、大型石窟造像外，期間相關典籍增加了七百餘部，近一千五百多卷，經文翻譯及典籍校勘也活躍起來，時代刺激藝文發展；縱使其間有兩次滅佛的大型政治行動，但佛義已成為世俗文藝的重要元素。

書畫方面有傳說最初衍化楷書字體的鍾繇、楊子華的《北齊校書圖》、王羲之介於楷草之間行書的《蘭亭修禊序》、顧愷之描越繪仕女的《女史箴圖》、《洛神賦圖卷》、曾在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展出的阮郜《閬苑女仙圖》、展子虔的《遊春圖》、李思訓的《江帆樓閣圖》、李昭道的《明皇幸蜀》等原作或摹本可見。

在這期間，瓷器工藝的發展亦受重視，在浙江為中心的地帶出土的青瓷被稱之為古越瓷，這類瓷器較具實用目的，如生活的天鷄形水壺、盛載液體雙系罐、蓮花尊，亦有隨葬的器皿如榖倉罐等。早於商朝、周代己出現了原始青瓷，其色調的形成是其胎釉中含氧化鐵，經火燒還原帶青的釉色，此外亦有帶黃、黃色褐色的釉色，主要是還原過程中氧氣不足所致，稱之為原始青瓷主要是胎料中雜質多、釉色不夠穩定及氣孔明顯；經戰國、秦、西漢的發展，到了東漢燒製技術已趨成熟，更是陶瓷間的歷史性轉變時代，出自南北兩地的各有特色，南方青瓷胎質堅硬細膩，釉色晶瑩純淨，多呈淡灰色，北方青瓷胎體厚重，釉色青中泛黃，有細密的開片（釉裂紋）。

浙江上虞曾是古越人聚居地，戰國時屬越國管轄，當地有大量瓷窯，故有稱為越窯，唐代青瓷承傳過來，有千峯翠色的贊譽，是來自當時詩人陸龜蒙以「九秋風露越窯開，奪得千峯翠色來」的詩句。越窯，有研究指是中國瓷器的發源地，成熟於東漢、衰落在北宋，經歷千餘年的盛衰與更替，各時期又形成各有特點的藝術風格，是我國一大名窯，宋代的龍泉窯，汝窯，耀州窯等皆屬青瓷窯系。

政治動蕩的年代，社會變遷帶起南北民風互動，激發民間對歷史文化承存及創作，令這幾百年文化藝術精神，尊重傳統亦解脫束縛，超然絕俗，在文學、繪畫、陶瓷、佛教美術、玉石工藝得到空前及多樣的發展。

湖南長沙市金盤嶺出土的青瓷校讎吏俑，是名器林立的湖南省博物館重點藏品，不單是晉代陶瓷的一個罕有造型的實物，呈現當時陶藝的精湛、人物的神韻，更為珍貴的是展示當時物主在動蕩時勢中堅持學問承傳的態度。

這裡刊出還有一件白玉的校讎吏立雕，形態與湖博藏品一致，是古代學者堅持「不誣古人，不惑來者」的另一個示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