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田飛龍

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深刻演變過程中，美國作為“現實霸權”對世界體系繼續產生決定性影響，這種影響的性質日益顯示出破壞的一面，尤其以特朗普主義為代表。中國作為崛起中大國，以其文明根基與實力體量而具備建設一個“新世界”的可能性。這種新舊核心勢力的週期更替，在西方經驗中理解為“修昔底德陷阱”，由此引發美西方與中國的新冷戰及其系統性對抗。然而，在21世紀的世界體系鬥爭中，歐洲成了配角，成為忽然之間的“小國們”，成了上不了主桌的中小型勢力。這是歐洲面對的痛苦的現實。我將這種現象成為歐洲的“侏儒化”。

這種“侏儒化”是如何發生的？這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世界歷史課題。

其一，侏儒化具有相對性。歐洲各國仍然被視為強國，視為發達國家，仍然習慣於干預外國特別是曾經的殖民地國家的事務，仍然習慣於充當世界警察和道德導師。相對於多數的全球南方國家，歐洲仍然是強國集團。但相對於中美俄這樣量級的單一政治體，歐洲任何一個國家或其以歐盟形式呈現的聯合體，都不足以真正成為國際政治的強勢而平等的一極。

其二，侏儒化具有漸進性。歐洲的衰落是逐步發生的，既有美國霸權興起必然產生的擠出和替代效應，也有其自身追求後現代價值觀和“去政治化”帶來的消極性的國際政治後果。在二戰後的馬歇爾經濟援助體系和北約軍事安全體系下，歐洲整體上變相接受了美國的“反向殖民化”及美國領導權。外部有美國霸權保護，內部有價值觀和發達經濟的引導，歐洲快速走向“後現代化”，但中美俄並沒有後現代化，一旦發生嚴重的地緣政治衝突和國際政治鬥爭，歐洲就只能邊緣化，靠邊站。

其三，侏儒化難以自覺和補救。歐洲的侏儒化是一個逐步深化的歐洲國際處境與形象，歐洲有識之士是有察覺的。在政治上，二戰後的“戴高樂主義”代表了歐洲戰略與政治自主性的追求，但未能擴展為全歐洲的政治主導精神，今日馬克龍所謂的“歐洲戰略自主”是戴高樂主義的餘緒。思想上，二戰後出現的科耶夫的“新拉丁帝國”構想與歐洲共同體的聯合自強思想，代表了歐洲的整體共同體意識和決斷意志，但因美國的強大滲透支配及歐洲內部的多元制衡，歐洲一體化始終一波三折，英國的“入歐”與“脫歐”的交替也證明了歐盟整合力的缺口。時至今日，儘管特朗普主義充分展現對歐洲的歧視和壓制，但歐洲戰略自主與政治自覺仍然不成體系，不成隊形，難以凝聚為歐洲的集體共識與行動方案。

與歐洲侏儒化相對的世界體系演變的總體趨勢是多極化，但歐洲難以成為獨立發揮影響力的一極。多極化是世界政治的顯著事實，是相對於美國單一霸權而言的。對美國而言，任何多極化的主張與實踐都是對美國霸權的挑戰，都必須加以拆解和壓制。歐洲本身並無美國式的霸權負擔，對多極化並不嚴格排斥，但其深刻困擾在於自身難以成為獨立一極。推動多極化是所有全球南方國家的共識與理想，因為這一進程意味着反對單一霸權及擴大全球南方國家的話語權和代表權。中國與俄羅斯是推動世界多極化的主要力量，也是維持世界多極化的依靠力量。打擊多極化，對美國而言就是打擊中國與俄羅斯。2017年底特朗普政府發佈《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提出美國面對的三個層次的威脅：其一，中國與俄羅斯的全球性威脅，其中中國是最主要對手和最大威脅；其二，伊朗、朝鮮構成地區性威脅，以其核武器、專制政體和地緣戰爭風險為威脅來源；其三，恐怖主義等威脅。拜登政府及2025年開啓時的特朗普二任，對上述威脅層次及美國國家安全戰略重點並未改變，而是不斷強化。因此，美國的烏克蘭問題立場與美國對中國由“接觸”轉“遏制”的政策轉向，其根本點就在於美國的單邊霸權主義與中俄的多極化、多邊主義之間的規範性對立及其鬥爭。

從大變局之長期趨勢來看，美國的單邊霸權主義既不道德，也不現實，必然為人類文明發展大勢所拋棄。多極化是更合理的國際關係格局，也是人類和平發展的基本趨勢。美國的真實問題是如何面對單一霸權衰落並逐步適應多極化世界的問題。歐洲的真實問題是如何面對依附美國霸權的現實以及自身侏儒化的挑戰問題。俄羅斯的真實問題是如何在烏克蘭戰爭的結構化談判中實現新的歐洲安全保障架構並建立與北約、中國等多極力量的新平衡問題。中國在歐洲侏儒化與世界多極化進程中是最具建設性、和平性、發展性、調節性與塑造性的力量。九三閱兵及中國最新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議進一步凸顯了中國引導構建21世紀多極化秩序的清晰意志和強大力量。

（作者係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副院長、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