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紀緯紋

行政長官李家超在2025年施政報告中以專章形式重點謀劃北部都會區發展，並將其置於報告靠前位置，充分顯示北都區建設在香港經濟社會發展中的戰略地位進一步提升。然而，這項橫跨數十年、佔地達全港三分之一的宏大計劃，也伴隨着多重結構性矛盾，主要表現爲本港經濟社會轉型的迫切需求與現有制度約束之間的張力。具體而言，可分為以下四方面。

第一，特首“心急如焚”的表述，反映北都區發展的時不我待，也凸顯發展效率與綜合效益，即速度與質量的矛盾。傳統新發展區開發流程動輒十年以上，與社會期望儘快見效之間形成落差。尤其當前香港內部經濟轉型壓力劇增、區域融合帶來外部期待的背景下，時間壓力更顯沉重。

報告提出“邊建設、邊進駐”模式，展現政府以制度能動性突破結構限制的嘗試。透過專屬法例精簡行政流程、引入優秀建築方法、技術和用料等壓縮工期，政府試圖在制度層面“拆牆鬆綁”，打造新的“速效結構”。雖然此舉抓住了速度與效率，但以犧牲質量為代價從來不是特區政府的選項。北都區發展必須通過嚴謹監督以嚴守建築質量，同時北都各社區發展也要避免空間單一化與社區網絡破碎化，才能真正建成宜居、宜業且富有活力和創造力的新型社區。

第二，報告展現出政府“親自領導”的強勢角色，儘管政府與市場並非必然對立，但在香港長期奉行自由經濟理念的歷史背景下，政府主導與市場活力之間仍可能出現不協調。特區政府通過成立“北都發展委員會”及其下設3個工作組，強化頂層設計和管治能力。同時引入“多元開發模式”“靈活土地批撥”等政策，推動新四大產業落戶北都，以支持其高效發展。

這種結構化能動布局，旨在為發展提供清晰方向和穩定預期，但關鍵在於如何實現有效的協同治理，避免陷入“規劃失效”與“市場失靈”的雙重困境。當前亟需理順公私合作的形式與機制，在政府引導與市場創意、干預與活力之間取得動態平衡，並讓市場主體從規劃階段即參與其中，建立真正的夥伴關係。

第三，面對全球經濟增長放緩、香港財政赤字，以及北都區產業回報周期較長的現實，龐大的初期投入必然帶來短期支出與長期回報之間的時間結構矛盾，決策者必須在近期利益與遠期價值之間審慎權衡。報告提出多元融資方案，包括股份制、債券、政府注資及“土地參股”等，意在透過財務創新緩解時間壓力。

然而，長周期、高投入的發展必然伴隨風險。若過度倚重債務融資，可能加劇財政脆弱性；若一味追求短期回報，則可能損害長期價值。因此，技術上需要特別注重風險分擔和回報機制的設計；時間上則需要建立一套貼合北都發展生命周期的成本效益評估機制，以實現融資安排的動態調整。

第四，北都區發展強調與深圳毗連的區位優勢和融入大灣區的戰略功能，由此引出滿足本地住房、就業、民生需求，與促進區域融合、服務國家戰略之間的張力，形成本地利益與區域融合的矛盾。這一矛盾實質上是空間尺度重組的過程：北都區被賦予連接香港與大灣區內地城市的橋樑角色，須進行資源重新配置與跨尺度權力協調。報告提出同時推進服務本地通勤的北環線和連接深圳前海的港深西部鐵路，正體現了多尺度整合的意圖。

然而，尺度重組過程可能引發新的空間不平衡。若過度側重某一尺度的功能，則容易忽略另一尺度的需求。這就要求在空間規劃和治理結構上進行創新。北都區需建立一種對尺度敏感的治理模式，透過“雙城模式”“聯合開發機制”等制度創新，在不同尺度間實現動態平衡發展，兼顧本地與區域利益。

總的來說，今年施政報告再次明確北都區發展爲香港未來的關鍵所在，所提出的多項創新舉措，將有助提振各界對北都區發展的信心與期待。然而，必須審慎應對上述四大矛盾，及時推進制度結構的系統性創新、建立多元主體協同治理機制、完善風險防控機制，以及創新跨尺度協作機制，方能使這項跨越時代的計劃貢獻本港長遠的繁榮穩定。

（作者係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副研究員、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