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遺產是文化的關鍵載體，承載了傳統社會生活模式，也是文化傳統的重要見證，是一個民族不可多得的瑰寶。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歷史文化遺產承載著中華民族的基因和血脈，不僅屬於我們這一代人，也屬於子孫萬代”。如何善用文化遺產進行公眾教育，並讓更多民眾體驗和領會當中的歷史文化價值，這值得社會各界的深思。更重要的是，《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明確提出“共建人文灣區”的目標，其中提到需要“保護、宣傳、利用好灣區內的文物古跡、世界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可見香港有使命完善相關工作，為“人文灣區”的建設貢獻關鍵力量。

參考倉東基地經驗加強歷史建築與社區聯繫

香港特區政府高度重視香港歷史建築的運用情況，早在2015年便由古物諮詢委員會發布《歷史建築保育政策檢討報告》。當時接近四分之三的市民認為歷史建築保育對香港相當重要，但只有大約三成的市民認為公眾教育和宣傳工作充足。至今十一年過去，社會上仍不乏要求特區政府檢討歷史建築保育政策的聲音，包括：認為深水埗主教山配水庫等重要建築曾一度被遺忘；茶果嶺村的四山公立學校被清拆，而被認為社區重建和發展並未有效與歷史建築保育工作取得平衡；保育政策未能聯動教育和文化旅遊等領域的工作，導致市民難以建立歸屬感等等。這些意見均反映，本地歷史建築與社區的聯繫有待加強，未能讓他們真正融入社區、走進市民生活，亦未善用好寶貴的歷史文化價值。

反觀內地，位於廣東開平的“倉東計劃”在遺產與社區發展的領域已經做了十六年的探討。倉東計畫立足開平市塘口鎮，是謝姓族人遷入開平的始居地，至今已歷二十五代。在多方共同努力下，他們不但修復了倉東村的碉樓、秉文謝公祠、侯成謝公祠、夫人廟等建築，建成了自然生態、建築生態、文化生態、農耕生態這四個保護區。“倉東計劃”的寶貴之處，是成功摸索出一條歷史建築與社區共生之路。他們以文化遺產促進社區可持續發展為發展目標，一方面，他們不斷挖掘當地文化價值，以研學的方式進行耕讀文化、藥膳文化、口述歷史和文化遺產教育等工作，其中已舉辦八期的“倉東TALK”成為品牌項目，為當地文化遺產知識的傳播和保育理念的推廣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們也與海內外大學進行課程合作，探讨從社區營造到地方創生的方法，培養遺產人才，探究在文化保育方面更多的創新可能；另一方面，他們亦在村內建設社區長者飯堂、樂社、琴社等園地服務當地社群，並透過村慶和重陽聚餐等活動凝聚居民，更鼓勵和支持他們善用技能擔任研學的導師，為年輕人的教育工作出一份力，也藉此建立當地村民的文化自豪感。他們建立幫助海外華裔尋根平台，幫助海外華僑返鄉尋根。經過十六年的探討，倉東計劃總結出的發展模式為“學術引領、文化主導、公共參與、民企管理、政府支持”的二十字方針。

革新資助模式讓歷史建築“以點拓面”發揮潛力

由“倉東計劃”的經驗可見，對歷史建築的有效發展和保育，不能只停留在建築物的“開放”，以及其功能的有限度“活化”，而是需要全面構思其“增值”的可能性，在教育活動和社區營造兩方面下功夫。其中，圍村是香港不可多得的文化瑰寶，例如吉慶圍便圍門、炮樓、圍牆等一級歷史建築，政府應推出“遺產保育與社區發展專項基金”，以圍村作為試點，鼓勵營運機構與村民合作全面革新村內面貌，合力打造以歷史建築為核心的社區，開發一整條路線的研學和文旅產品，以及提供特色化的餐飲、住宿和歷史文化體驗活動，並以此為居民創造更多元化的就業和參與機會。

從中長期發展角度言之，特區政府更應革新現有的“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從個別建築物的保育和發展，擴展支持有能力的團體“以點拓面”將同一個區域的不同建築物聯繫起來，形成一個歷史建築群的整體規劃，創造更大的“增值”潛力，並在計劃中加入發展文化旅遊的硬性指標，要求營運機構以更彈性的思維，構思適切的旅遊和文化體驗項目，貫徹特區政府“無處不旅遊”的政策理念，亦透過這一種新的發展模式，成為大灣區文化遺產發展及保育的示範案例。

加強粵港澳三地經驗交流在國際舞台說好故事

廣東省和澳門分別坐擁開平碉樓與村落、澳門歷史城區等世界文化遺產，而香港亦擁有吉慶圍、何東花園等具有較高歷史文化價值的歷史建築。可見粵港澳三地都具備豐富的歷史建築底蘊，令傳統的文化遺產保育，與新時代的文化旅遊與社區營造發展，獲得充分展現與進步的舞台。筆者相信，三地之間的發展特色各有不同，多元化的經驗值得增強交流互鑒，如上文善用“倉東計劃”的經驗來增益香港的歷史建築發展和保育正是一例。展望未來，粵港澳三地的學者以及前線的工作人員，應組成“大灣區文化遺產發展與保育聯盟”，分享三地值得關注的案例，並從中總結經驗、分享資源，為更充分、更有深度的合作創造平台，以此回應國家“建設人文灣區”的號召。

（本文作者係“同鄉共享”鄉村振興項目發起人，文章僅代表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