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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意大利 魯乙己
譯｜本刊記者 孫藝寧
AI的下一章，不屬於那些最自信地談論智能的人，而屬於那些知道如何將智能建入實體經濟、如何在體系間規模化、如何將其與世界連接的人。中國內地與香港，完全有理由成為其中的先行者。
AI的全球迷思與破局希望
當今全球對人工智能（AI）的辯論，有一個顯而易見的通病——戰略想像力極度匱乏。
在西方大部分地區，討論仍困在一個日益狹隘的框架裡：誰擁有最大的模型？誰會率先立法？誰能遏制風險？誰又能放緩技術迭代的步伐？這些問題並非無足輕重，只是它們已不再具有決定性。人工智能（AI）時代的決定性較量，不是模型的大小，而是“智能”能否大規模嵌入經濟的底層邏輯——把算法淬煉為產業能力，打通數據與生產鏈路，聯動資本與落地應用，對接監管與試驗，並將研究轉化為實實在在的生產力。換言之，AI的未來，不只在實驗室裡決定，更屬於那些能夠系統性地將智能轉化為經濟力量的一方。
那麼，關鍵問題來了：這樣的模式，在哪裡最能落地生根？
正是在這一點上，中國內地與香港的組合，值得受到它們遠超當下所獲得的關注——它們能否攜手打造出21世紀最具份量的AI走廊之一？
我的答案是：能夠。
但更迫切的問題是：它們能否以足夠的速度、格局與連貫性，抓住眼前的歷史機遇？
長期以來，人們習慣用一幅過於簡單的對比圖來描繪兩地關係：中國內地是產業規模、工程執行力與國家雄心的化身；香港則被視為一座精巧的金融中心，在科技轉型中退居配角。這種框架如今早已失效。“一方崛起，另一方淪為無關緊要”的敘事，已然過時。正在浮現的真實圖景是：雙方的實力，皆取決於彼此之間的協同強度。中國內地與香港擁有不同卻深度互補的優勢。現在的戰略命題在於：它們的互補性能否轉化為一套連貫而具競爭力的架構——一套足以支撐起世界級創新動力的架構？
這個問題，在AI發展的當前階段尤其關鍵。
實體AI是下一個決勝點
中國的AI發展軌跡，早已不再局限於軟件層面的賽道角逐，而是遠遠超越這個層次。中國正跳脫出那層薄薄的數字表層，越來越將AI視為一股嵌入實體經濟的生產力。這股轉向，折射出全球AI發展的一場深層變革。我早已提出，AI的下一個決勝階段，不會只由那些會寫作、總結或對話的系統所定義，而會由我們所稱的“實體人工智能（Physical AI）”來書寫：即嵌在機器、工廠、供應鏈、物流網絡、機器人、自動駕駛、智能設備與城市基礎設施中的智能體。最重要的前沿，正從“會說話的AI”轉向“能感知、決策、協調、行動的系統”。
這恰恰是中國內地的非凡優勢所在。世上鮮有地方能像中國內地這樣，將先進製造的密度、工程能力、大規模部署環境、整合供應鏈與政策協調融於一體。這不單是體量的問題，更是一種獨特的產業組織形態。中國在壓縮“發明”與“部署”之間的距離上，異常高效。從原型到產業化、從試驗到規模化、從實驗室能力到商業應用，它都能快步推進。這很可能成為AI時代中國的決定性優勢之一——因為在下一階段，快速且廣泛地將智能技術產業化的能力，將遠比產出孤立的技術突破更為關鍵。
在此脈絡下，香港不應被視為這場變革的旁觀者，而應成為其中最重要的潛在加速器之一。香港無需成為另一個深圳、北京或杭州——這樣的抱負反而找錯了方向。香港的價值，在於一項很少有城市能比肩的能力：讓中國的創新更加全球化、更具投資魅力、更易讀、更可信、更能跨境規模化。如果說中國內地正在成為全球工業AI最重要的引擎之一，那麼香港便可以成為這些力量與外部世界連結的關鍵接口。
這不是一個象徵性的角色，而是一項戰略功能。
在AI時代，香港仍然擁有一系列重量級資產：與國際接軌的資本市場、全球認可的商業與法律體系、實力雄厚的大學、深度國際化的商業文化，以及在不同體系之間進行“轉譯”的能力。在技術與地緣政治日益交織的時代，這些不是邊緣優勢，而是力量的倍增器。技術競爭越激烈，信任越稀缺，可信賴的通道價值就越發凸顯。
正因如此，我相信香港未來在科技領域的份量，將更取決於它能否做好那件只有它能做好的事：幫助中國的創新，以國際投資者、機構與合作夥伴能夠理解和支持的方式，與世界連結。但這需要一次徹底的思維轉變。
香港必須超越原有模式：不再只在企業核心成長階段完成後，才提供事後融資。它應該更早地卡位到價值鏈的前端：成為一個研究合作、算力獲取、試點部署、跨境測試、科技融資以及設計符合國際標準的治理模式的平台。一句話總結：香港必須更深地嵌入智能的實體經濟之中。
好消息是，這一形勢正顯現積極苗頭。香港已將AI與創新推向經濟議程的中心，並開始在算力基礎設施、研究能力以及支持技術發展所需的制度工具上投入更多。但紙上的雄心永遠不夠。許多經濟體都學會了流利地談論創新，卻極少有人懂得如何打造讓創新成真的機制。
換句話說，現時形勢中的最薄弱環節，正是兩地之間的連結。
兩地連結的戰略突破點
中國內地與香港在科技領域的關係，仍然受到摩擦、猶疑，乃至時而出現的戰略清晰度不足所制約。雙方都擁有必要的要素，欠缺的是將它們聚合在一起的運作邏輯。在AI時代，連結與節點同等重要。一個出色的實驗室、一個深厚的資本市場、一個充滿活力的初創生態，單獨來看都不夠。真正關鍵的是這些資產之間的互動品質——人才快速流動、資本明智配置、研究高效商業化、數據合法且有效流動、監管上減少而非增加摩擦。
因此，內地與香港的連結，必須被當作一項戰略設計來對待。以下幾個優先事項尤須突出。
第一，跨境數據流動必須通過結構化的數據共享框架與試點機制，從而變得更可預測、更合法、更高效，以支撐真實場景中的AI部署。AI不是在抽象的數據中茁壯，而是依賴數據在不同機構、行業與應用環境之間及時、有用的流動而成長。當這股流動過慢、過於不確定或過於碎片化，創新便會失去動能。
第二，聯合創新區應成為真正的跨系統協作試驗場，促進跨司法管轄區的快速試驗、原型開發與商業化。這正是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等制度實驗如此重要的原因。它們不應被視為精緻的品牌包裝或行政項目，而應被視為一種更先進的跨系統創新模式的雛形。如果經營得當，它們將證明：兩種不同系統共同創造的價值大於各自為政。
第三，香港應將自己定位為實體AI領域的主要國際融資與架構中心。這不僅僅是提供資本，還包括支持規模化、認證與風險管理，以及開闢全球市場的進入通道。在日益碎片化的技術格局中，建構、驗證與國際化創新的能力，將變得與技術本身同等重要。
第四，人才流動與研究合作必須進一步理順，讓人才在實驗室、初創企業與產業環境之間更快流動。即使邊界兩側一邊擁有世界級研究人員，一邊具備世界級產業部署能力，但如果人才與知識的流動依然笨拙或緩慢，整體表現仍會大打折扣。在AI時代，協作的速度與流暢度，將是決定哪些體系能夠勝出的關鍵因素。
歸根結底，這些機制的有效性，將決定互補性是停留在理論層面，還是成為真正的競爭優勢來源。它們正是將深圳—香港軸線從“鄰近”推向“融合”的轉換器。
信任架構不能成為空談
在這個正在成形的體系中，香港可以扮演決定性的角色。它可以引領建構零信任架構（Zero Trust Architecture, ZTA），為中國AI的全球拓展提供底層支撐——確保這些技術不僅在成本與性能上具競爭力，而且在治理、可靠性與互操作性上也可信可靠。這不是次要功能。未來數年，信任架構的重要性將幾乎與技術架構並駕齊驅。
因此，這個機遇絕非虛渺。香港完全可以將自己定位為國家實體AI的全球平台。在即將到來的技術革命中，中國內地已在多個前線佔據強勢位置：人形機器人、自動駕駛汽車、機器視覺工廠、智能倉儲、智慧港口、醫療機器人、智能能源系統、自適應城市基礎設施。香港的目標，應是成為這些技術不僅被融資，而且被測試、驗證、架構設計、投保、國際化，並為全球擴張做好準備的地方。這將使香港在全球AI生態系統中，擁有一個具備持久戰略必要性的地位。
與歐洲的比較，在這一點上尤為發人深省。歐洲在研究、工程人才與某些工業能力領域依然強大，但它仍然傾向於用風險、流程與約束的語言來討論AI。然而，AI的競爭力不僅取決於治理框架，更取決於在實體經濟中建造、規模化與部署系統的能力。
中國內地—香港走廊指向的，是一種不同的創新組織模式——讓製造深度、軟件能力、開源動能、產業政策、跨境融資與部署生態系統相互強化。它是一種植根於執行、而非意識形態的模式。
當然，任何戰略模式，無論多麼令人信服，都不可能毫無約束。地緣政治壓力、出口管制、投資者的謹慎——這些都是真實存在的。國際信任不能憑空假設。香港仍需證明，它能將政策雄心轉化為可持續的、大規模的技術影響力。內地企業也仍需證明，中國AI的全球普及，不能只靠速度與成本，還要靠品質、可靠度與透明度。
然而，這些約束不會削弱深化整合的理由——反而會強化它。外部環境越困難，內部協調就越重要。在一個碎片化的世界裡，那些懂得如何將互補優勢組合成連貫體系的區域，將佔據上風。
因此我認為，中國內地與香港在科技領域未來的關鍵詞，是“協奏”。內地與香港不需要彼此複製。雙方需要的，是一個更有效的機制，將各自獨特的優勢串聯成一套連貫的創新體系。這個體系必須變得更快、更流暢、更具雄心——在其中，AI可以不被簡單地視為軟件應用，更應被視為新工業時代的基礎設施。
行動才是答案
中國AI的真正主線，從來不是單一公司、單一模型或單一城市的成功。而是一個生態系統的浮現——在這裡，不同的體系，如果被充滿智慧地連接起來，就能創造出一種全新的技術力量。這股力量的一部分，已在中國內地的工廠、實驗室與供應鏈中建成；另一部分，將在香港的資本市場、制度與戰略抉擇中決定。
AI的下一章，不屬於那些最自信地談論智能的人，而屬於那些知道如何將智能建入實體經濟、如何在體系間規模化、如何將其與世界連接的人。中國內地與香港，完全有理由成為其中的先行者。
（作者係意大利經濟學家、中歐數字協會主席，文章標題為編者所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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