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常修澤

“包容性改革”與“包容性增長”是內涵不同的兩個命題。後者屬於“經濟增長”範疇，前者屬於“制度創新”或“體制改革”範疇。提出包容性改革論，旨在為中國的中長期全方位改革提供一個戰略選擇。

經過35年的改革，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顯著成果，但是也積累了相當深刻的社會矛盾，改革取得的成果固然可以承繼下來，但積累的社會矛盾，則不允許再“傳”下去。目前正處在向既定目標艱難“爬坡”的階段。

現在客觀的現實格局是，中國已進入多元社會的新階段，社會階層的多元化，利益格局的多元化，以至於思想傾向的多元化，不管承認不承認，已成為不爭的事實。中國新階段的改革，是在這種基礎上起步的。

新階段改革的新形勢

其一，在改革的理念上，考慮到中國當今社會客觀存在的“多元與共”的格局，如何站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人類文明多元交融的時代高度，以“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懷，包容各種改革的力量，形成宏大的改革大軍；而不是唯我獨尊，把本可以“包容”、本可以“整合”、本可以至少“結盟”的力量，擯之於改革大軍之外。

其二，在改革的體制目標上，着眼於金融危機後當今世界呈現的市場經濟、公平正義和包容互鑑三道“天光”，如何立足於中國大地的“地氣”，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和生態環境領域，探索建立具有“最大公約數容量”的包容性體制；而不是“胸襟狹窄”，把本可以“包容”，或者“兼容”，甚至本可以“融合”的體制因素，排斥於體制創新之外，去建立那種單向度的“排斥性”體制。

其三，在改革的運作方略上，考慮到未來中國改革將面臨“兩端都是懸崖”的風險，如何以極大的智慧超越慣性，採取均衡的改革方略，“在兩個雞蛋上跳舞”，以儘可能小的社會穩定成本取得具有實質性的改革成果；而不是劍走偏鋒，以至釀成社會震盪或者出現亂局。

當今中國改革亟待解決的三個問題

思想、制度、運作，筆者以為是當今中國改革亟待解決的三個問題。因此，所謂包容性改革，是指在“知常”(掌握規律)的基礎上，海納百川、包容互鑑，推進全方位的體制創新；通過改革，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和生態環境領域，探索建立符合國情的新型包容性體制；在改革過程中，超越極端、均衡運作，“在兩個雞蛋上跳舞”，以儘可能小的社會成本，取得具有實質性的改革成果，並將成果惠及全體人民。

第一要義：包容性思想——海納百川，包容互鑑。

這一層強調的是改革思想的包容性，針對的是實際存在的“容量狹隘、唯我獨尊”。歷史的經驗值得今天借鑑。29年前即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制定第一個改革決定前，就涉及到“社會主義”與“商品經濟”能否相互“兼容”的問題。當時曾參加十二大報告起草的一位部門負責人給有關部門寫信說，“絕不能把我們的經濟概括成商品經濟”，如作此概括，“必然會削弱計劃經濟”。最後按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思路統領改革決定。新階段全方位改革，要注意包容“過去……會被看作‘異端’”的東西。而要做到此點，必須解放思想——如同當年衝破“兩個凡是”一樣，現在更需要解放思想、破除心中“凡是”的陰影。

第二要義：包容性體制——公正市場，社會共生。

這一層強調的是體制目標的包容性，即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和生態環境領域，探索建立具有包容性的體制，針對的是非包容性的或稱排斥性的體制。問題的關鍵在於，不僅應從總體上創建“整體性的包容性體制”，而且應進一步把“包容性體制”這條主線貫穿到“五環改革”的各“環”中，使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等領域的制度，都能建立各自領域的“包容性體制”。這是需要中國學者着力開掘的地方。

第三要義：包容性運作——超越極端，雙線均衡。

這一層強調的是改革運作的包容性，針對的是絕對極端(例如極左或極右)，防止劍走偏鋒。總的思路是，“在兩個雞蛋上跳舞”，以儘可能小的成本，取得具有實質性的改革成果。

三大潮流與理論支撐

從全球背景來看，重點是三大潮流：其一，經濟領域中的“市場經濟”——到目前為止，人類還沒有找到比市場經濟更有利於資源配置的機制；其二，社會領域中的“公平正義”——儘管各國民衆表達形式不盡相同，但民衆呼喚“社會公平正義”的訴求本質是共同的；其三，包容互鑑，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

理論支撐：三論——人本體制論、廣義產權論、第三波轉型論。一個沒有人文關懷的體制，不可能成為包容性的體制。廣義產權論是相對於“狹義產權論”而提出的，其要點可用九個字概括：“廣領域、多權能、四聯動”。“廣領域”廣到哪?廣到天(環境產權)、廣到地(資源產權)、廣到人(人身的各種經濟性權利)。“多權能”有哪些?不僅包括初始所有權，還包括所有權以外的各種經濟性權利，如壟斷行業特許經營權、土地經營權的流轉權等。“四聯動”怎麼聯動?產權界定、產權配置、產權交易、產權保護一起聯動。確立廣義產權理論，對於深化新階段的經濟體制改革(特別是壟斷行業改革、土地制度改革、資源性價格改革等)、社會體制改革(特別是確立“勞權”和其他人力資源產權以促進社會平衡等)、生態環境制度改革(特別是建立資源產權制度和環境產權制度)等，都具有支撐作用。未來十到十五年，正是第二波歷史大轉型和第三波歷史大轉型的交叉期，也可以說是第三波歷史大轉型的啓動期。經濟體制改革沒有完成的任務，可以在全方位轉型的大框架下，與社會改革、政治改革等一併突破和深化。以這樣的大歷史觀觀察，當前探討並即將制定的中長期全面改革方案，應更具戰略性和歷史性。

總體戰略與五大支柱

總體戰略。鄧小平在1992年南方談話中指出：“要總結經驗，對的就堅持，不對的趕快改，新問題出來抓緊解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時間，我們纔會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這個制度下的方針、政策，也將更加定型化。”從1992年至今，已經過去20餘年，但體制的現實狀況與這一目標相比仍有較大距離。

五大支柱。分別闡述各領域的改革目標：其中，在經濟改革上，目標是建立公正、深度市場化的經濟體制；在社會改革上，目標是建立多元階層社會共生的社會體制；在政治改革上，目標是建立最大政治公約數的政治體制；在文化改革上，目標是建立多元文明交融互鑑的文化體制；在生態領域改革上，目標是建立以天地人產權為基礎的環境資源體制。

包容性改革的運作

每一環改革都要找準兩個方面的“均衡點”，以防止掉入懸崖；同時，在均衡運作過程中，尋求改革的實質性突破。

就中國改革來說，包容性體制與排斥性體制哪個更優越?如在經濟改革方面，是建立單一排斥市場化的“計劃經濟的公正機制”或單一排斥公正化的“原教旨的市場機制”更優越，還是建立把公正化和市場化包容起來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更優越？實踐已經證明並將繼續證明，建立公正的市場化經濟體制更優越。同樣，社會改革、政治改革、文化改革、生態領域改革，也都存在包容性體制與排斥性體制的優劣比較問題。基於“包容性體制總體優越於排斥性體制”的理念，本文結閤中國新階段的新情況，提出了其他各“環”的“包容性體制”：社會改革，建立多元階層社會共生的社會體制；政治改革，建立符合最大政治公約數的政治體制；文化改革，建立多元文明交融的文化體制；生態領域改革，建立以天地人產權為基礎的環資體制。至於這種包容性體制是否真比排斥性體制優越，依然有待實踐驗證。

建立包容性的經濟體制。首先應包容市場經濟。中國現在有兩個“苦於”：一則苦於市場經濟發展所帶來的一些負面的東西，二則苦於市場經濟之不發達。尤其是當前，作為市場經濟微觀基礎的國有經濟改革尚未到位；作為市場經濟重要支撐的要素市場(包括資本、土地及其他資源等要素)市場化改革滯後。故此，需通過深化壟斷性行業改革、資源產品價格改革以及完善土地流轉權制度等舉措，旨在進一步推進市場化改革。當前的難點在於，如何建立市場化與公正化“內在融合”的經濟體制?各國都在探索。

結合金融危機的教訓，在重申“社會公平和市場經濟可以兼容”的基礎上，需要提出一些切實的制度性安排，如建立“混合所有制經濟”(包容“國有”與“民營”、包容“國富”與“民富”)以及按“產權人本共進論”推進國有經濟改革等改革戰略。

要推動經濟市場化，但要防止“權貴”現象；要實現社會公正，但要防止“民粹”傾向。無論是“權貴”還是“民粹”，對中國廣大人民群衆來說，都是不利的。從拉美國家的情況來看，這兩者現象是互為依存、惡性互動的：上面越“權貴”，社會越“民粹”；社會越“民粹”，上面越“權貴”，甚至可能會出現集權。比較而言，中國當前主要是防止“權貴”問題。

中國需要的不是虛幻的、高調的“社會美妙”理論，而是實在的、大家都有活路的“社會共生”理論：窮人不能再窮，富人不必“出走”，中產必須擴大，社會各界都有奔頭。其中，擴大中產群體，是“社會共生”的中心環節。參照有關社科研究機構分析，目前中國中等收入群體規模估計只佔總人口的25%—30%，逐步提高中等收入群體的比重，刻不容緩。社會改革，應致力於建立這樣一種多元階層社會共生的社會體制。

關鍵在於深化收入分配改革。中國的收入差距擴大，已接近“社會容忍紅線”。要做到大家都有活路，必須縮小貧富差距，遠離“社會容忍紅線”。改革中要注意防止陷入拉薩爾“就分配談分配的窄圈”，重在突破收入分配的“體制瓶頸”，特別要正視產權制度和政府制度問題：由分配製度改革切入，向產權制度改革提升；由分配機制轉型切入，向政府制度轉型提升。

多元階層欲共生，需要編織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安全網”。在“安全網”能兜住的情況下，再着手創新社會管理體制。

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一場深刻的革命”，同時又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這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大體框架，需在“一場深刻的革命”與“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之間作文章。如果把改革目前達到的水平視為“地平線”，把基本的 “紅線” 比作 “天花板”，那麼兩 “線” 之間改革的空間還是相當大的。

由於中國改革走的是一條“邊際演進”的漸進式改革之路，經過30餘年，迄今容易改的差不多已經改完，餘下的都是“堅硬的堡壘”。在改革的“戰車”跨越邊緣性障礙之後，現在需要推進到核心部位的“堡壘”面前。改到此時、此處，需要突出重點、啃硬骨頭，應當制定並實施緊迫的、有重點的、可操作性的改革方案。

經濟改革的五個重點

經濟改革圍繞“公正性的深度市場化”改革，突出五個重點：

(1)壟斷行業改革。對真正的自然壟斷性環節(如電網、鐵路網、航空網、骨幹電訊網等)，可暫時不破壟，但要實行一定範圍的“爭奪市場的競爭方式”；而對過時的、假冒的所謂“自然壟斷”，以及壟斷性行業中的競爭環節(如發電、鐵路運輸、航空運輸、電訊運營業務等)，要堅決破壟。對法令性的壟斷(如菸草)，可不破壟；但對不合理的行政壟斷(指利用行政權力保持不合理壟斷地位的)，要堅決破壟。對競爭基礎上形成的產業集中，不應破壟，還應進一步加強，以提升中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但對阻礙和限制競爭的經濟性壟斷（如廠商串謀、寡頭壟斷以及利用行政權力實施壟斷行為等），應堅決破壟。在此，要消除社會上包括一些領導幹部將“產業集中”等同於“壟斷”的誤區，化解以“提高國際競爭力”為由排斥壟斷性行業改革的“心結”。

(2)農村土地制度改革。重點是鎖定使用權人的土地用益物權，尊重農民對承

包土地的佔有、使用、收益和處置(包括流轉和抵押)權利。其一，建議調整“賦予農民權利”的提法，這種提法帶有自上而下的“恩賜”色彩。從產權關係來看，農民的土地既不是“國資”，也不是“黨產”，何來“賦予”之說?實際上，“農民的權利”是“天賦”的，建議採用“承認”“尊重”“保障”的表述。其二，明確農村集體土地可以依法進入市場流轉，使農民最大程度享受土地增值帶來的利益。其三，不要武斷地排斥農民的土地抵押權，而應根據新情況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對這一權利予以確認。

(3)金融體制改革。重點是打破大銀行壟斷，推動私人及草根金融發展；同時推進利率、匯率市場化改革；逐步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利率市場化改革要把握兩個抓手：存款保險制度和SHIBOR(上海銀行間同業拆放利率)為基準的市場化利率。

(4)財稅體制改革。重點改革分稅制和預算管理體制，開徵房產稅、遺產稅、環境稅等，以及改革資源稅等。

(5)資源性產權價格為重點的價格改革。這是要素價格改革的重要內容，也是將市場體系建設進行到底的重要方面。

社會改革的五個重點

社會改革圍繞“社會共生”和社會組織創新，突出五個重點：一是收入分配改革；二是戶籍制度改革；三是事業單位改革；四是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制度創建；五是社會組織改革(如各種社團組織，重點是“去行政化”、實行登記制、取消主管部門、經費自籌等)。

中國的改革是幾代人從事的前所未有的創新事業，特別需要一代“喜歡變革、喜歡破除傳統事物”的新人。如果說他們屬於“異類”，那麼講包容恰恰是包容這些“異類”。整個社會應當為一代“超限制新人”的崛起和成長開闢道路。

新階段的全方位改革，會遇到一些障礙，其中固化的利益格局是最大的障礙。筆者在問卷調查中發現，56%的受訪者完全贊同“既得利益集團是改革的最主要障礙”這一提法，這一結果值得重視。這就產生了如何應對既得利益集團的問題。從一定意義上說，也不能夠用傳統的“你死我活”思維應對，而應該採取“差別化”對策。其中的關鍵在於擺脫既得利益格局中某些“障礙力量”的束縛。

改革開放以來，在傳統體制下形成的利益集團，其利益已受到較大削弱，但在一些改革尚未攻堅的領域，其影響力依然較大，在新條件下可能以新形式顯現。同時，近年來還產生了新的固化利益格局。其中的一小部分人，既不希望倒退回到原來的計劃經濟體制，也不贊成繼續深化改革，極力維持目前某種“膠着”狀態的局面，期望從這種“未完成的改革”狀態中獲利。新、老兩種情況交叉並存，形成相當複雜的利益格局，並對政策的制定產生某種程度的影響。當改革進入新階段之後，能否超越這種利益格局的羈絆，是關乎改革全局的重大問題。

（作者為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