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邢雲超
教育作為全球共同利益,正面迴應人類命運,符合邏輯,頗具深意。培育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所需要的人,是全球思考和實踐的重大課題。中國教育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內在支撐、中華民族復興有效途徑,亦是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的內生動力。深化教育改革、建設教育強國,是在紛擾複雜國際環境下,以國家利益、民族大局和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為前提,推動全球治理的歷史使命和時代責任的戰略地位。中國教育治理通過加強國際教育合作,推動全球教育公平正義,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助力。
物之豐富、人之發展,是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協調共進。厚植現代化物質基礎和中國文化文明,永續民族國際影響,認同中華覈心價值,需要革除狹隘的民族主義和功利主義,以世界觀、發展觀,着力全球教育治理,培育具有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人才梯隊。“協和萬邦”、“天人合一”之倫理境界與民族振興的期許有着密切聯繫。以中國為觀照的教育思想、理論創新、學科體系,有待進一步擴大開放,借鑑西方,而以人民為中心、世界同榮辱為目標的研究導向,則有望跨國界、跨時空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全球教育國際化縱深發展,教育內涵由單一轉向多元。國勢之強由於人,人才之成出於學。現代化本質是人的現代化,而人的思想觀念現代化惟通過教育才能最終落實。中國教育現代化作為歐洲現代化歷史進程之重要組成,在全球化背景下、在彼此互動過程中,表現出古往今來東西方多種異質教育資源融合及對立,在特有國家政治和社會制度中得以推動和梳理。中國教育特質的孕育,令教育治理的中國特色因此格外亮麗。全球頂尖大學爭搶傑出學者和優秀學生,而中國對國際化教育呼籲與迴應亦迫切與密集。
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需要教育治理的國際參與
“共同體”源於希臘,代表具有共同利益訴求和倫理取向群體生活方式。共同體概念既是一群人共同生活狀態,又是在生活中形成包括社會經濟,文化教育及政治理念的休慼與共價值體系,因之,共同體意識的觀念需要教育學生知情合一,把認知理性轉化為實踐理性。目前,中華民族共同意識教育已經深入人心,載入課本,但人類命運共同體教育仍沒有系統的教學內容和教材設計。所以需要正確處理共同體結構中的共性和異性若干關係,統籌兼顧彼此客觀存在的現實特徵,創造平等、包容和互相尊重 的大思政環境。
中國教育進入“範式革命”。內卷化的突圍,亟待需要激活全球教育治理和聯合培養人才新動能、構建技術倫理教育標準體系、完成教育公平動態機制調整。中國教育體制改革,由於過往力度匱乏,深度與廣度已難以匹配當今中國社會經濟、滿足人工智能和科技創新期許,遑論示範國際治理、引領國際秩序,從而主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教育治理的全球參與,推動國際教育公共產品供給,追求全球知識和科技,轉型換軌公平公正,與國際社會交流溝通,促進全球教育新秩序的形成已成時代責任和歷史使命。
“中國教育現代化2035”旨在解決中國自身教育問題,亦直面世界教育改革與治理。它是中國教育現代化發展藍圖,引領教育者更新教育觀念,提升現代化教育標準,促進理論創新,強化學術體系,以現代化教育理念、技術和方式培養更具競爭力的未來人才,中國“互聯網+教育”正被快速催化融合,人工智能作為信息技術發展更高階段,全面推動教育治理,擴大教育對外交流,釋放教育創新巨大空間,提升全球治理參與信心。中國教育以人類命運為導向的改革節奏有望被置放於全球治理的教育座標中被考量和比對。
教育強國是民生工程基本保障,建設教育強國又是學理上的複雜體系。中國教育服務於14億國人,富含民族振興政治屬性和國家發展戰略意義。弘揚中華傳統文明,施展科技創新動力,是中國教育改革治理、因應全球政治變革、強化國際關係和未來世界預期的應有之義。其核心價值和根本作用就是培養國際形勢及全球結構不斷變化下可持續、跨代際的人才發展的生生不息,為應對地緣政治變局,在教育戰略、治理政策、運行機制、傳授內容及應用方式上提出新興技術革命和未來發展路徑上的新思維。
培養跨文化、懂規則、諳熟國際關係創新人才,把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理念融入教育政策、教育秩序和教育活動中亦是中國為應對中長期全球不確定形勢及各種新型問題的基礎教育治理模式,建立公平正義與和諧穩定大環境,預防技術壟斷衝撞現代文明,還要將人工智能接入命運共同體思維。正如美國州立大學與學院協會主席米爾德里德·加西亞所云,“我們必須把所有人都納入進來,促進性別平等和教育公平,學生在學習技術的同時,更好地認識多元文化,各國在尊重、互愛氛圍中持續推動世界前進。”
技術驅動的個性化教育催生課程體系和評價機制的“教育規劃綱要”及時出籠,使得教育信息化縮小數字間距,優質資源共享正成為現實,因之需要重視教育對個體發展的重要作用,尊重人文主義與和諧共生,實現對零和博弈及西方中心論的逾越和對奕。中國龐大教育體系培養了基礎紮實的一代又一代學生,仍需拓展國際視野、強化全球意識、提升創新思想及深化人類命運共建的全球意義。優質資源沿海靠攏,優秀人才分配失衡,高校專業設置雷同,批判性思維和跨界整合之能缺失,難為國際產業升級聯動給力。
世界迅速發展、社會快速轉型,貧困、戰爭、污染等問題出現依然制衡全球可持續發展,阻滯人類治理過程。察勢者智,馭勢者贏。中國教育改革陣痛,體現於通過發展、安全與文明“三大全球倡議”的協同進程。教育強國建設的挑戰受制於國內教育體系的歷史性矛盾,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現代化,是對聯合國2030教育議程本土化的踐行,同時亦為全球教育治理提供東方觀點及共同體建設的中國行動。中國全民基礎教育的實施及「扶貧教育」成就舉世矚目,是奔赴全球可持續發展目標(SDG4)的最好預期。
教育的存在且不斷得以治理的根本緣由,在於人類不斷進步和發展需求。從明清科舉“南北分卷”到當代考區配額分配,教育資源分配不公的歷史慣性正在得到抑制。從工農兵學員招錄到高考改革轉型,從熱炒高考移民再到時下港澳身份追捧,從政府更迭、當局換屆到學制調整、教育方式及教育內容跟風。中國教育治理,跌宕起伏,風雨兼程,雖不乏詬病、飽受批評但明者因時而變,智者隨事而制,“民為邦本”仁政精神和“經世致用”務實態度對教育治理契合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持續深化,治理成就終究將提供事實佐證。
教育高質量發展在持續的格物致知中使人們認識不同文化,助力世界文明弘揚傳承。改革開放45年,中國教改歷經早期的包括改革管理體制、辦學體制及人才培養模式的“地方負責、分級管理”,中期的知識與技能、情感與態度、方法論、價值觀以及首提“學生髮展核心素養”的質量提升過程,在大中學校新課標中系統融入全球觀、生態觀及和平發展觀而不是秉持一成不變的傳統“民族國家”敘事初衷。近10年來,“9個堅持”根本遵循的確立,已令理解國際規則、尊重文化多樣性貫穿公民思想意識之中。
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不是靠全球化自然發展,而是人類主觀意識驅動和各國行為目標的催生。教育國際化需要克服民族主義狹隘性和國家主義侷限性。教育是價值觀塑造的重要渠道。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需要融入國民(公民)教育實踐中,以中華文化為底色、共同體建設為宗旨,開發課程體系、提出前沿議題、完善全球文明對話機制,令全球合作倡議的實踐與時具進,通過構建新型治理方式,對傳統教育模式及全球治理能力間張力加以調整,以文化自信優化全球共同利益,消弭數字鴻溝之於全球人才培育的普惠性。
弱化意識形態侷限放大外部學習與實踐空間
數千年曆史積澱形成了東方文明。中國看重人與人的合力而西方則關注個體發展潛能。中國實力提升引起他國憂慮屬情理之中,交流合作需避免因反向發力而失衡。用東方格局詮釋西方思維未必適從,全球意識教育下的治理理念亟待深耕與播種。亞非和日韓易於走近中華文明,但歐美價值觀和方法論通常難以苟同。求同存異、包容共情、弱化意識形態和固步自封的家法幫規,但未必一廂情願單向輸出和盲目跟風。從哲學、歷史、社會學找尋問題要領,藉助教育治理平台互相學習、潛心探究、拉近差距、相向而行。
國際教育在合作實踐中有默契,亦有矛盾和衝突,甚至會出現宗教信仰、地緣政治疊加問題的衍生;在自然科學領域,各國教育很多方面有共同準繩,即便語言不通,文化迥異,但原理一致,思維趨同。現代化技術和教育如今全面融合,將有助逾越語言阻礙,實現跨界實踐和密切國際交流,推動國內外高等院校更多基礎學科合作研究和科技項目的共同開發。語音識別、人工智能、數據分析都將在與教育的深度融合中,推動教育公平、促進各國間的教育在人文上的適時適度交集,最終達至美美與共。
中國教育制度的設計,滿足目前國際政治發展要求和動態機制,同時符合全球教育治理知識結構要求和人才價值標準。行棋善弈,落子謀局。不管戰略思維的輸出,還是治理理念的傳送,皆關乎因時而新、因勢而進的平台完善及載體搭乘。中國教育主動出擊及全球治理參與互動,涉及國際教育規則制定、方向確立及各國在全球教育體系長遠制度性安排過程中的地位。建設教育強國,復興民族大業,關注人類命運,一體推進,實現教育治理高質量發展倍增效益,有助於固化中國在全球治理中的中堅與核心作用。
着力提高中國教育在全球治理中的融入度,注重國際社會民間組織“民心民意和民情 ”,建設國家教育示範區、打造國際教育合作樣板及國家教育創新島,引導高校通過國際合作組建國際聯盟,推動全方位、寬領域、多層次國際教育參與其中已具天時地利,“人和”則是創新課程。大學共同體所擁有知識,可成為構建命運共同體助推器。知行中國、千校攜手。中美青年創科大賽、中法百校交流計劃、中俄同類大學聯盟及全球85個國家將中文納入教育體系,把中國變成全球留學目的地,行勝於言,推己及人,放大格局。
芬蘭教育模式“現象教學”的跨學科能力培訓、新加坡“多次分流、多元出口”模式、印度擴大留學規模和提高就業比例、利用人力資本全球化流動推動國家社會經濟升級、德國職業教育“校園理論+企業實踐”的“雙元制”、日本對外高等教育援助的多樣類型和多元主體,以教育開發爲理念和動機,滿足受援國利益需求的基建供給。凡此種種,皆可學習。中國在國際教育領域的參與相對發達西方國家,深度、廣度和頻次尚有距離。以共同體意識摹化中國教育新格局,必然為中國的全球教育的治理和示範提供內生動力。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為推進教育國際化提供了遵循。以國際視野探索各國利益最大公約數,符合時代潮流和發展大勢,亦契合正道致遠的國際關係;構建命運共同體要求相適應的人才梯隊和完善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人才體系。2024年10月,上海國際大學生創新大賽吸引全球2083.6萬人參與。“關於加快和擴大新時代教育對外開放意見”的頂層設計,體現中國教育主動參與和引領全球教育治理,一帶一路教育行動、中國-東盟職教聯合會、中非及中東歐項目交流、金磚國家及上合組織數字教育合作機制得以優化布局。
中國近年來建立了中俄、中美、中法和中英中外交流機制,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已從中國倡議拓展為國際共識。教育開放是中國改革開放重要組成及核心課題。引進來和走出去,放大中國聲音,已經成為中國教育治理國際化的主旋律。2024年,中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信託基金項目第三期惠及12個國家 的2.4萬人。2023-2024中國發起兩屆世界數字教育大會,共同探討通過數字教育變革應對全球教育危機,藉助二十國集團、亞太經合組織和聯合國機構,分享中國數字教育規範和標準,講好數字教育的中國故事。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佈“一起重構未來:為教育打造新的社會契約”。中國參與多邊機制框架下的教育合作與援助,創建基於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全球教育治理機制,貢獻中國力量和中國智慧。教育互動,民心相通,夯實命運共同體民意基礎,發揮人文交流在教育開放中的支撐作用,強化教育領域多邊溝通,疏浚全球教育合作渠道,為國家新時期發展轉型做足人才儲備。當今世界各國對教育意義的認知趨同,為中國利用自身國情、歷史、經驗和模式提供了全球教育革新治理和完善建設體系的歷史機遇。
42屆聯大會議通過了在中國設立STEM教育研究所決議,凸顯中國在全球文化教育中的時代擔當和歷史責任。構想大灣區設立中華“全球教育中心”似乎勢之所趨。它不是純粹凸顯地理概念和地緣價值,而是無邊界、高協同、網絡化的教育與創新生態系統和在國際形勢複雜多變、西方同盟不斷蛻變、中國提出全球治理、革除治理赤字背景下借道港澳及大灣區走向世界的訴求與呼籲。利用灣區前沿優勢,打破教育資源壁壘,彌合教育與產業鴻溝,其“鮎魚效應”可望為中國乃至全球提供教育改革的中國方案和灣區樣本。
縱觀德、法、英、美各國世界教育中心,發達開放的高等教育體系無一例外,鰲守地區引領地位,其戰略意義及核心能力體現於科學研究、文化傳承、國際交流及人才哺育。高校持有強大開放治理能力,健全以學術委員會為基礎的學術治理體系,集聚世界教育和全球發展重大議題,可提升國家或地區國際影響力。香港及深圳處於國際前沿與灣區腹地,強強聯手,激活雙引擎功能,摹劃中華“全球教育中心”,密切“雙城記”演繹,從而帶動灣區發展,引領亞洲經濟,全面服務於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並不缺少邏輯。
設立中華「全球教育中心」構建自主知識體系
9月17日,香港特首李家超任內第四份“施政報告”提出加快處理涉本港、內地及國際高校與科研機構之“北部都會區大學城”建設規劃相關問題,“引進”、“培育”兩手抓,打造國際教育極。教育局蔡若蓮局長亦云,“香港建設世界高教樞紐是否要如其他國家以全國之力抗衡環伺勁敵”;正在研究北部都會區大學教育城的“一國兩制”青年論壇創辦人兼主席何建宗博士表示,香港充分利用其在專上教育方面顯著優勢,(香港是全球唯一擁有五所百強大學城市)加速推廣「留學香港」品牌,將香港打造成國際高端人才聚集高地。
“施政報告”提及深圳逾十次。港深脣齒相依,難以割離。改革開放以來,深圳始終是國家戰略試驗基地,其寬大的政策包容和試錯空間,成就了從製造到科創再到商貿的完整且先進產業鏈,而且吸引具有國際視野、跨學科背景和實戰能力的全國及至全球高端人力。基礎研究-應用研發-產業化矩陣孕育並促進中西文化交匯。香港可否斟酌借國家政策和地緣優勢,與企業聯姻,拉攏深圳等灣區城市建構更大影響的全球教育治理中心。香港教育嫁接灣區資源,打造學術走廊,“飛地”或有助設立更多實驗室和科研基地。
港大校長張翔教授日前公開呼籲,“中國現實急需一所真正為中國而立同時聯通世界的頂尖大學,這個有意義的事不光是香港之事,也是中國、亞洲乃至全球之事”。為吸引國際人才,香港當局將研究生自資名額上調至120%,非本地學生自資課程比例亦由40%升至50%,改造成現有商業大廈和酒店成為“城中學舍”,同時持續推廣DSE考試國際認可度,深化香港在地區乃至全球影響力,通過教育治理,支撐香港金融、貿易、物流、船運,尤其確保香港科技創新全球領先地位之未來可持續和可預期。
香港教大校長李子建亦提出推動香港融入國家教育發展大局,關注全球化背景下的教育挑戰,以國際視野與實踐行動,為全球教育治理提供啓示,展現教育改變世界的力量。他在“中國教育:議題與展望”(李子建、顧明遠等着)文庫中提出打造中華教育成果平台,促進中西學術對話,關注全球教育發展。香港以94分榮登“2025全球最聰明國家及地區”之冠,反映香港科教及學子卓越非凡。香港及全球教育界,合力構建教育 “命運共同體”,通過全球多邊,擴大 “同心圓”,凝聚更多國際力量因應未來挑戰和人類命運。
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於9月16日發佈2025全球創新指數,中國躋身全球前10,居中等收入經濟體領先地位。在研發投入、創新產出、知識產權、高科技出口及風險資本交易諸方面持續強勁,而香港在139個經濟體中升高至第15位。其高等教育、知識吸收、信息技術及制度環境僅次於中國內地、新加坡、韓國和日本,位列第五位。香港教育創新、人文地理、全球發展“增值人”和“超級聯繫人”多角色,為東西方彼此互動提供了戰略機遇。香港教育國際認可度和創新接受度業已具有國際影響力重要表徵和全球示範意義。
全球知識生態加速重構,多元知識系統建設日益引起學界注意。知識去殖民及多語種多中心的期待,迫切要求獨闢蹊徑的中國模式,尋求開放與自主之間的平衡,促進知識生產的高產多樣和公平公正。中國需要建設自己的學術基礎設施,修建知識高速公路,以多區域自主知識體系,通過開放數據、合作機制及互譯平台施行全球對話、平等交流信息、開放共享數據、深入研究影響科學的底層架構、了解不同文化自主知識系統構建路徑與原理,實現從知識消費到知識貢獻轉移,共同促進科學和人文互動下的全球演進。
中國數千年綿長文明史及豐富健全的外交實踐,有益於形成中國自主的國際關係知識體系。曾幾何時,自由主義和現實主義等國際關係理論主導全球學術,引領思潮,佔據前位。中國國力的提升壯大了的全球影響力,迫切需要龐大研究隊伍支持,放大中國在全球知識與學屆聲音。自主國際關係知識體系的中國敘事基於中華優秀文化傳統和中國國際關係實踐經歷,可以全面系統詮釋融通中外的概念與邏輯。突破傳統西方優先本國利益,罔顧他國文明和歷史藩籬,推動國際合作,結交全球夥伴,踐行全球共同治理。
自主知識體系是“全球教育治理中心”基本前提。沒有自主和高質量知識體系的建立,中國教育無力參與全球治理,提出獨創的思想理論、強勁時代議程與全球發展構思,終究或將淪為西方知識“轉運站”附屬地位。中國要打破哲學社會科學甚至某種意義上的自然科學對西方體系的依附,建立立足中國實踐、承載中國價值觀、與世界平等參與的新知識架構的中國文化新觀念,讓自主知識體系的構建與完善,提供走向世界、影響全球的高端通道和頂級論壇,令中國知識體系在寬闊的知識競技場得以全面檢驗和充分展示。
結語
馬克思曾以人的現實存在和實踐活動觀察人的類本質:一個種的整體特性、種的類特性在於生命活動性質,而自由有意識的活動就是人的類特性。類本性理想正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追求,是人對世界開放的本性,亦是人與自然、社會和人類統一的本性,其“自由自覺”使得個體生命活動成為自身意志和自我意識的對象。公民的全球意識屬類本性時代表徵。全球化創造了超越民族與國家的經濟、教育、文化及社會時空。公民全球責任的培養自然期待全球倫理教育、公民教育及引領人類應對全球挑戰的責任教育。
早在10年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佈報告“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轉變?”,迴應人類命運共同體思維,將知識與教育視為全球共同利益。“共同利益 ”(Common Goods),隱含知識積累、控制和認證開放給所有人,屬於社會集體努力。西方教育作為先進文明,向欠發達國家單向輸送,推動了某種意義上的殖民統治。中國則秉持互相尊重和平獨立宗旨,以文化自信及教育創新建立多邊長效機制,完善中國教育治理,在彼此承認差異性情況下,確立國際合作新秩序,協同構建全球命運和共同利益至大格局。
任何治理理念皆是歷史文化的綿長累積。人類命運共同體概念,富含中國方案和中國智慧。著名歷史學家阿諾爾德(Arnold Joseph Toynbee)對有史以來人類文明興衰比對研究預言,“未來有資格和最可能為人類社會開創新文明的是中國”,構建命運共同體是推進全球治理的模式。作為全新國際觀,它擯棄一切形式冷戰思維,開放創新兼收幷蓄,推動綠色發展並構築尊崇自然生態體系。中國教育治理新特質凸顯人們對相互依存的人類利益共同體認知的加深:教育治理即是加持人類命運共同體可持續發展之不竭動力。
(作者係香港社會學學者、教授及劍橋智庫創始人,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