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菲爾曼·愛德華·馬多戈

作為一名在教科文組織服務超過三十年的聯合國外交官，當聯合國在2025年迎來成立80周年的重要節點，喜悅與憂慮兩種情緒交織在心中，時常讓我感慨萬千。讓人喜悅的是，起步於二戰後的斷壁殘垣，教科文組織憑藉推廣基礎教育，支持科學探索和架設文化交流的橋樑，為世界和平與全球發展作出了卓越貢獻。讓人憂慮的是，作為多邊主義合作產物的教科文組織，如今卻受到了單邊主義行為和地緣政治競爭帶來的持續挑戰。懷着對教科文組織在多邊合作中繼續發揮引領作用的期待，我不斷思索我們應當如何克服挑戰，在過往成就的基礎上開拓未來。為此，當我關注到中國政府在紀念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大會舉辦前夕發佈了《全球治理倡議》，我的內心感到由衷的欣喜與敬佩。

1945年，中國軍民在東方戰場為反法西斯戰爭的最終勝利作出了偉大的貢獻，80年後，中國作為聯合國的創始會員國，依然不忘初心竭盡所能地為多邊主義合作注入全新動力。《全球治理倡議》連同先前發佈的《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和《全球文明倡議》一道，不僅體現了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大國擔當，更是讓所有對多邊主義合作抱有期待的人們都備受鼓舞，同時在思想上深受啓發。展望前路，我對教科文組織與中國攜手，在全球南方共同書寫發展與繁榮的嶄新篇章充滿信心。

教科文組織在成立之初，與當時許多聯合國系統的國際組織一樣，在遭受戰爭蹂躪的西歐國家傾注了大量資源。西歐國家的戰後重建很快取得了顯著成果，隨後又迎來了經濟高速增長的黃金時代。然而，當我們將目光投向全球南方，面對南北差距的鴻溝，不論是教科文組織，還是其他聯合國機構，都沒有理由在過往的功勞簿上止步不前。時至今日，衆多全球南方國家正面臨着來自經濟發展、技術革命和文化認同等多方面的複雜挑戰。對於教科文組織而言，通過積極的接觸與合作，助力全球南方國家克服挑戰應是責無旁貸。中國在《全球治理倡議》中強調以人為本、普惠包容和創新驅動的原則，與教科文組織的使命與理念高度契合。

對於教科文組織與中國攜手合作所能開創的輝煌事業，我始終抱有堅定的信心。這種信心既來自於我在教科文組織工作期間，與中國政府、學術機構和企業的廣泛接觸，又來自我在接受高等教育時所受的發展經濟學訓練。與新古典經濟學倡導的以“華盛頓共識”為代表的單一政策範式不同，發展經濟學的研究傳統重視挖掘各國現代化進程中的多元化經驗。因此，當中國作為全球南方的一員，成功打破新古典經濟學主導的國家發展敘事，開闢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不論是學習發展經濟學所培養的學科素養，還是作為聯合國外交官獲得工作經驗，都讓我對中國的發展成就深感欽佩，同時慶幸教科文組織可以擁有這樣來自全球南方的可以信賴的夥伴。

面對長期存在的南北差距，國際社會愈發擔憂技術革命引起的數字鴻溝，會讓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進一步拉大。然而，比起擔憂，更重要的是採取行動加以應對，這是正是在與中國夥伴的共事中獲得的答案。我在2024年曾作為助理總幹事，參與教科文組織與中國本土的編程教育平台推出的“非洲亞洲青年編程計劃”啓動儀式。在活動之中，我見證了數千名來自非洲和亞洲發展中國家的青年，在短時間內就藉助中國公司提供的技術支持和學習平台，跨越數字鴻溝掌握前沿技術。更加讓我感到驚喜的是，許多活動參與者隨後立即着手開發成功了適應本土需求的應用，例如在非洲用於農業生產的AI模型。非常幸運的是，在過去的職業生涯中，我曾多次參與並目睹教科文組織與中國開展的合作中，取得值得銘記的重要成就。

當我從剛果共和國的首都布拉柴維爾開啓人生旅程，求學與工作的經歷讓我的足跡遍及全球各大洲。在此之中，讓我倍感欣慰的是，我總會與那些關心並願意為全球南方發展貢獻一己之力的人們相遇。現在，我知道沒有什麼概念比中國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能夠更好的概括我的上述經歷與感受。因此，不論是教科文組織全力推動“非洲優先戰略”，還是致力於支持全球南方的發展，都不是以簡單的地域劃分來限定我們的工作重心，而是尋求國際社會共同發展和繁榮的美好願景得以實現。讓我們攜手並進，共同踐行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助力教科文組織在教育、科學和文化領域的全球合作框架，推動包容性增長與公平共享，讓每個國家都能在互利共贏中寫下繁榮篇章。 

（作者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資深國際官員，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