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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楠｜中國銀行研究院行史及金融史團隊高級研究員

李琢之（1913-1974），曾用名李寶璋，河北省定縣（今定州）人。早年就讀於北平朝陽大學，1937年畢業後參加革命工作，193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冀中行政公署科員、科長，河間縣縣長，清苑縣縣長，第七、第八專員公署工商局長，華北對外貿易管理局處長、局長，中國對外貿易代表團團長，駐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大使館和駐英國代辦處商務參贊，中國五金進出口總公司經理，對外貿易部三局局長、部長助理、黨組成員，中國銀行總管理處副總經理，中國銀行駐港總稽核室第一副主任兼中國銀行香港分行經理，中共中央港澳工委常委、部長等職。在港期間，他廣泛聯繫社會上層人士、愛國銀行家、企業家等，誠懇與友好人士合作，為發展香港愛國統一戰線發揮了積極作用，對中國銀行在港發揮龍頭帶動作用作出了卓越貢獻。

周恩來總理親自點將擔任中國銀行香港分行經理
 

1965年，為中國銀行服務超過38年的中國銀行香港分行（以下簡稱「港中行」）經理鄭鐵如78歲退休時，向周恩來總理推薦了自己的繼任人選——時任中國銀行總管理處副總經理李琢之。鑒於香港的特殊地位，以及李琢之在外貿、駐外機構和銀行的豐富工作經歷，1965年他被周恩來總理親自點將，自1966年1月起，擔任中國銀行香港分行經理，接替退休的鄭鐵如，以實現港中行工作的順利交接，繼續發揮港中行在中資銀行界的龍頭帶動作用，進一步加強駐香港外貿、金融兩條戰線的協調配合，為新中國建設服務。

新中國建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內，美國對我國實行全面封鎖、禁運和凍結，我國外部環境十分艱難，嚴重制約了國家的發展進程。而內地與香港和澳門尤其是與香港的貿易佔比最大，因此香港在國家對外貿易中發揮著極其重要的國際通道地位，是我國對外經濟活動的重要前哨窗口和平台。作為新中國「走出去」的優秀金融機構代表，港中行不但代表著中國的形象，其更重要的使命是利用香港的特殊位置，服務新中國建設。因此，做好港中行工作對我國在香港的各項事業發展意義重大。而由李琢之接替即將退休的鄭鐵如，也反映了國家在繼續發揮香港獨特作用方面的整體考慮。

作為共和國首批外貿干部，李琢之多次率團出訪東歐、西歐和日本，在打破帝國主義對我國實行政治孤立、經濟封鎖的鬥爭中，善於運用策略，維護國家主權和經濟利益，建樹頗多。他還先後出訪波蘭、羅馬尼亞，足跡走遍東歐、西歐各國，購進了國家急需的物資，為新中國的外貿事業作出了積極貢獻。

艱難起步 力挽狂瀾

李琢之上任後，面對嚴峻的外部環境和內部壓力，他不懼困難，穩扎穩打，廣泛聯繫，凝聚人心，從而打破了不利局面。

一是面臨危局，積極應對。李琢之接手港中行工作時，外部政治環境險惡，經管環境嚴酷：其一，港中行在鄭鐵如帶領下起義後，一直受到港英政府的打壓和限制，以及台灣在港殘餘勢力和其他勢力的陰謀破壞，外部整體環境惡劣，業務發展受到較大制約。曾外派香港多年的陳介生前輩在《憶港中行原經理李琢之》一文中寫道：「一位資深金融家曾感歎地斷言：『待到中美關係正常化之日，才能是港中行大展身手之時。』」其二，1966年其上任之初，「文化大革命」風潮隨後開始波及香港並爆發了「六七」事件，員工被捕，業務下降，客戶走失，市場蕭條，人心不安，港中行深受其害。其三，香港銀行眾多，競爭十分激烈。其四，由於當時不少銀行將資金投放於房地產及證券市場等高風險領域，金融動盪，風波不斷。

面對上述形勢，李琢之認真分析，主要開展了如下工作：其一，先從內部工作入手，為迎接今後的業務起飛創造必要的條件，即在原有工作基礎上加固「基地」，調整「結構」，充分調動廣大員工的主觀能動性，逐步深化、擴大業務經營。其二，在危難時刻，與中國銀行在港領導班子重新估計形勢，積極應對，凝聚員工，穩定人心，領導港中行迅速走出困境。其三，他以自己豐富的工作經驗，帶頭開展社會活動，腳踏實地、不畏艱辛，廣泛聯繫社會上層人士、愛國銀行家、企業家等，誠懇與友好人士真誠合作，打造廣泛的統一戰線，慢慢開拓出了新的局面，港中行各項工作逐步走上了良好發展的軌道。

二是積極協作，提升整體合力和競爭力。在港期間，李琢之與中國銀行駐港總稽核室總稽核廖生東積極協作，貫徹執行總管理處的指示，從戰略高度指導在港中資金融機構發展：其一，加強銀貿協作，積極配合國家對外貿易發展，支持駐港中資企業資金需求，扶助當地國貨商人經營；其二，增設網點開辦人民幣存款業務，壯大資金實力，大幅提高上存總處資金比例；其三，認真落實1969年周恩來總理關於中國銀行應當利用在香港的有利條件加強調研的工作指示，建立專業部門開展經濟、金融、社情等方面調研工作，為內地提供大量經濟金融方面的信息，使香港成為新中國了解世界的重要窗口；其四，充分利用銀行業務便利發展保險業務；其五，加強對套換外匯工作的領導，提高購匯效益等。一系列措施的實施，逐步穩定了形勢，安定了人心，在港中資機構的合力與競爭實力得到整體提升。 

三是身體力行打造中銀文化。面對內外壓力和不利形勢，李琢之在總處和駐港總稽核室的領導和支持下，帶領港中行，與其他駐港中資金融機構一道，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密切聯繫群眾，關心員工生活，上下一心，團結一致，孕育出了獨特的愛國、愛行、愛崗、敬業、廉潔、團結等為核心內容的中銀文化，達到了凝聚員工、穩定隊伍、鞏固陣地、實現業務發展的目的。陳介生評價說：「中銀在港澳金融業三分天下格局中的重要地位基本形成，為1979年以後中銀業務起飛和開創新的輝煌奠定了堅實基礎。」
 

重視創新協同發展吸收資金支持國家建設

李琢之在港期間，正處於我國國民經濟「三五」（1966-1970年）和「四五」（1971-1975年）計劃時期，雖有「文革」干擾和極左思潮影響，但他仍然堅持執行國務院確定的中國銀行海外行要爭取長期存在，為祖國服務、為華僑服務的方針，不但保持工作的正常運轉，而且還重視創新，協同發展，多途徑吸收資金，支援和服務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

一是在港首推人民幣計價結算試點和人民幣存款業務。1967年到1969年期間，英鎊突然貶值，我國出口貿易蒙受損失。為化解西方金融危機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在周恩來總理和國務院領導的支持、關心和指示下，中國銀行排除外界干擾，在香港首推人民幣計價結算試點。試行人民幣計價結算的目的，主要是為了對我國的出口收匯保值，避免和減少由於外幣貶值造成的外匯損失，有力促進和支持了國家對外貿易的發展，也提高了人民幣使用的信心和國際信譽。

從1970年5月1日起，中國銀行決定在駐港澳中資銀行開辦人民幣存款業務，這是以人民幣計值、港幣收付的一種新的存款方式。開辦這項業務，是為了團結廣大僑胞和港澳同胞，吸收更多的資金為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服務，並進一步擴大人民幣在國際上的影響。港中行和港澳中資銀行是上述業務的最早推動者，為開拓外部市場和初步探索人民幣國際化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也「增加了國家的威望」。

二是大力吸收僑匯，為國家積累外匯資金。僑匯是中國銀行的一項傳統業務，港澳地區是我國重要的出口和轉口中心，也是吸收外匯存款和轉撥僑匯的重要地區。李琢之領導的港中行，在與其他中資銀行積極配合貿易部門開展對外貿易、支持出口、保證資金安全的同時，團結廣大海外華僑、港澳同胞，擴大愛國統一戰線，為海外同胞和歸僑、僑眷服務，大力發展華僑匯款，增加僑匯收入，為新中國建設積累了難得的外匯資金。港中行及其港澳各行存總資金解決了歷年中國銀行外匯貸款的全部或大部分資金需要，成為國家外匯的最重要來源地。這一舉措既在政治上起到團結、聯繫海外僑胞的作用，又在經濟上有力地支持了國家社會主義建設。

三是發揮龍頭作用，與同業及客戶協同發展。為改進對海外和在港兄弟行的支持與協作，港中行加強服務觀念樹立，從資金、業務、信息等各方面為中國銀行這條金融巨龍舞好龍頭。他主動加強同華潤、中糧、華遠、五豐行等駐港機構聯繫，積極為他們提供金融服務，更好地服務駐港機構和香港同胞。同時，他還十分重視與外貿航運等其他中資企業的聯繫、配合與協作，業務上相互支持，共求發展。與此同時，他還帶領港中行與外國銀行建立廣泛的代理關係，擔負起了內外聯繫溝通的橋樑作用，積極發揮窗口和前線陣地的作用。經過不懈努力，港中行業務發展的車輪開始快速運轉，新的局面逐步打開，社會形象也獲得公眾的讚許。

四是創設第一家辦事處。李琢之在規劃業務發展時，十分重視發揮港中行歷史悠久、信譽品牌知名度高的優勢，緊緊抓住壯大資金力量這一業務主線。他創新思維，打破常規，1971年7月在港島干諾道西籌建港中行西區辦事處，這是港中行的第一家辦事處，開啟了在港布局經營網點的新篇章，為後續港中行業務大發展鋪平了道路。

五是吸收集友銀行成為中銀一員。集友銀行是愛國僑領陳嘉庚募集華僑捐款創辦，但爆發於上世紀60年代的香港銀行業危機致使集友銀行經營困難，難以為繼。李琢之在總管理處的支持下，妥善地處置了對集友銀行內地股東委託注資與改組等事項。1968年，集友銀行因經營困難，請求港中行援助代管集美學校的股權，參與管理。集友銀行將廈門集美學校名下的集友銀行股票移交給港中行，並在港英政府辦妥法律手續。1970 年4月又請港中行出資參股支持，實際上集友銀行已由中國銀行控股，至此。集友銀行成為中銀大家庭一員。 

六是助力國家妥善處理被凍結的美元存款問題。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政府針對美國1950年非法凍結我國各銀行在美國境外代理行的美元存款一事的交涉和鬥爭一直沒有停止。到1966年，尚未收回的還有在瑞士銀行、比利時華比銀行等四家外資銀行的美元存款，中國銀行一直就有關問題向相關方交涉。港中行根據總管理處指示，多次出面與瑞士銀行駐香港代表進行談判，最終在各方努力下，瑞士銀行非法凍結的美元存款撥交中國銀行。1968年，港中行奉命出面與華比銀行經過多次艱難談判，最終華比銀行按照中國銀行提出的要求，歸還美元存款及利息，保全了國家資產。這些工作還受到周恩來總理的高度重視，並親自聽取相關匯報。

七是吸收和培養青年人才。在港期間，李琢之看到員工年齡開始老化、後繼乏人的現狀，開始著力人才培養與人力儲備。1966年，港中行開始招收由愛國學校推薦並通過中英數筆試及面試的具有愛國立場的第一批青年學生18人，後又陸續招收不同數量的青年學生。通過師徒方式、學習小組、到內地學習等不同方式，提高新員工業務技能和愛國愛行意識，這為後來港中行業務的快速發展積累了人力儲備，港中行也由此培養出了一支富有朝氣、心向祖國的業務骨幹隊伍。經過培養和鍛煉，當年招收的這批年輕力量，後來有不少走上了中高層領導崗位，成為中國銀行在港業務發展的骨幹力量和文化傳承的生力軍。
 

胸懷愛國愛行情誼涵養尚儉戒奢品格

李琢之到港後，第一次審閱國慶布置草圖時，聽到負責此事及港中行大廈監工和物業管理的鄧如舜說到中國銀行大廈正門左右旗杆按慣例分掛中英國旗時，他立即打住說：「我們國慶為什麼要掛米字旗？」鄧如舜告訴李琢之，香港社會歷來如此，這也是港中行多年的慣例。但李琢之推翻了這一方案，提出不掛米字旗，只掛國旗。此後，港中行慶祝節日，只掛國旗，不再掛英國米字旗。

李琢之到任後，平易近人，踏實親民，不講排場比闊氣，他主動把自己的大辦公室換成小房間。鄧如舜回憶說：「他一上任就將龐大經理室改為接見同事及會議場所，自己搬到小房間辦公，不講排場。」陳介生在其文中這樣評價李琢之：「他有良好的政治修養，思維深睿，為人正派、正直、豪爽和心態平靜、工作善斷，有魄力而不失穩重，待人誠懇、熱情、寬厚、平易近人和關心他人。他在港中行員工和總處外派幹部中有很好的威望，贏得了大家的敬重。」他以身作則，用自身的實際行動，聚合崇儉抑奢的正能量。

中國銀行大廈當時外牆滲漏情況嚴重，因修理難度與費用較高，相關單位互相扯皮、拖延，大廈存在安全隱患。李琢之了解情況後，毅然決定，不再聘請專家，工程亦不外判，自力更生維修施工。他請來工會工友，大夥邊做邊學，搭棚、洗石和嵌縫，一舉根除頑疾，全部依期順利完成，工程費用亦頗低。中國銀行大廈得以全新面貌，迎接建國20周年大慶。

李琢之在港時期，香港正處於多方矛盾趨於尖銳化的特殊年代，他關心員工，作風扎實，深入群眾形象深入人心，年輕同事與領導層關係沒有隔膜。他不但常常與他們傾心交流，打成一片，而且真心關心員工生活，親身探問，噓寒問暖，親如家人，切實幫助員工解決實際問題，團結和凝聚赤誠愛國力量。在1967年抗英活動中曾被捕入獄、後擔任中國銀行港澳管理處辦公室副總經理的許文川回憶說，「我1969年出獄時，他曾親自接見我及關心我的身體。」雖與他接觸不多，但「印象中只覺得他是一個威嚴而又謙虛的好領導」。

李琢之在港工作期間，工作上的巨大壓力、頻繁的對外聯絡等社會活動致使其身體嚴重透支，不幸於1974年因病去世，同事和朋友們無不為之痛惜，眾多中資駐港機構負責人以及香港各界中外來賓共800多人參加了為其舉辦的悼念活動。

中國銀行駐港總稽核崔延緒在其悼詞中總結說：「他的一生是革命的、戰鬥的，為革命事業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誠哉斯言！這何嘗不是李琢之這位紅色銀行家的真實寫照和公正評價。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5年7-9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