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恩國：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完全符合國際法原則

嫌疑人黎智英被控勾結外國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但成功說服高等法院允許他由英國御用大律師Tim Owen KC 代表。政府向上訴庭上訴失敗，再向終審法院上訴也失敗。現在受到關注的是，是否應該由全國人大常委會用“補救”解釋來處理問題。這個問題的癥結源於《法律執業者條例》第 27（4） 條容許香港法院接納有經驗的海外大律師，在複雜案件中出庭代表客戶出庭，並幫助法院導讀相關的海外判例，令香港的判決將與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轄區的最高質量判決保持一致。這個制度一直運作良好，但現在所衍生的結果在政治上是不可接受的。因為它這項罪行的立法原意是懲罰勾結外國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的人，但諷刺地法律又允許他僱用外國大律師去打官司，這樣的法律是否違背了國安法的立法原意？而這個問題，源於2020年制定港區國安法時，起草人或許沒有注意到《法律執業者條例》第27（4）條的存在，以及黎智英等的嫌疑人會這樣利用它。更何況，1990年出台的基本法的草委們在審議第35條允許香港居民享有選擇律師權時，無法考慮到這種情況。法律到底如何處理這種漏洞？在普通法中，法院可以採用“補救解釋”來“讀入”能夠正確反映立法意圖的立法用語，以補救起草中的漏洞。 “讀入”是一項行之有效的原則，通常用於填補被疏忽而省略的成文法條文，法院為法律條文添加足夠的字詞來反映立法的真實意圖。（詳見Schachter v Canada案（1992 年））。遺漏讀入原則在 Jones v Wrotham Park Estates （1980） 一案中成形，並在 Inco Europe v First Choice Distribution （2000） 一案中得到進一步確認：如果法院對以下的三件事充分肯定，則允許“遺漏讀入” - （1） 有關法律的預期目的；（2） 起草時無意中忽略而未能實現該目的； （3） 假設議會發現遺漏而填補的實質內容，儘管不一定使用相同措辭。在 R v Humber Bridge Board （2004） 一案中，Humber Bridge Board 根據1971年的 Humber Bridge 法案授權管理通行費，對車輛類別收取不同的費用。收取通行費必須由英國交通部長授權，用法定命令形式發布。大型巴士包含在1979-80年和1989年的法定命令中，但1997年的法定命令中就把它遺漏了。證據顯示，交通部長其實接受了交通督察的報告，該報告建議對大型巴士徵收 9。20 英鎊的通行費。英國上訴庭裁定，1997 年的法定命令遺漏了大型巴士實屬荒謬；交通督察報告是把大型公共巴士包括在內的有力證據；1997 年的法定命令應被讀入為包括大型巴士的通行費。香港終審法院HKSAR v Lam Kwong Wai （2006） 一案中，梅司賢勳爵呼應“遺漏讀入”原則：“……當然，法院可以將文字讀入到法律條文中，但法院不能隨便這樣做，除非這樣做能實現或體現正確的立法原意。再者，法院不能做的是將文字讀入法律條文，以產生與適當確定的立法意圖不符的結果。”隨後，香港高等法院在 Yeung Chu Wing v SJ （2019） 一案中又稱：“現在已經確定，法院具有權力去採用補救解釋，以使法定條文符合基本法或 人權法 的規定。……法院在採用補救性解釋時，可能會使用眾所周知的分割、讀入、讀緊和刪除的技巧。”如果全國人大常委會要讀入基本法第 35條，限制國家安全犯罪嫌疑人選擇律師的權利僅限於本地律師，這完全與英美法域的補救性憲法解釋中的遺漏讀入原則一樣。換句話說，如果在普通法域出現類似的法律問題，普通法法院很可能會運用“遺漏讀入”的解釋原則來解決。所以全國人大常委會若果為此事釋法，亦是符合國際憲法解釋原則。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香港執業大律師，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主席 香港特區選舉委員會（法律界）委員

香港中律協：支持行政長官就香港國安法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

香港國安法屬全國性法律，地位高於香港特區本地法律，法律解釋權屬全國人大常委會。

吳子倫：支持提請人大常委會釋法 確保香港國安法準確落實

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涉違反香港國安法案件受到社會高度關注，特別是就黎智英聘請英國御用大律師Tim Owen來港抗辯一事更引起了爭論。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將就香港國安法向中央政府提交報告，並會就案件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請釋法，筆者對李家超特首的行動表示支持。有社會聲音指出，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七一”重要講話中提到要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其中包括“保持普通法制度，拓展暢通便捷的國際聯繫”，使香港可以繼續發揮獨特的橋樑作用，為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貢獻力量。而禁止海外律師來港抗辯，與《基本法》第三十五條和第九十四條以及《法律執業者條例》有所違背，不利維持香港法治中心的形象，未能跟隨習主席的指示。在普通的案件，上述擔憂是可以理解的，但黎智英犯下“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案件涉及國家安全、國家機密及外部勢力等相關內容。要是簡單套用一般原則、程序和習慣來約束香港國安法的適用和執行，是未能正確認識香港國安法的憲制地位，更是無視國安法的權威性。而且容許沒有本地全面執業資格的海外大律師及律師參與國家安全相關的案件，將會有實際操作問題。倘若讓有關人士查閱敏感文件，將會造成國家安全漏洞和風險，有違香港國安法的立法精神。相反地，要是限制海外大律師及律師閱讀相關文件，將會令審訊不公，甚至使他們無法為被告進行辯護。事實上，根據《憲法》第六十七條第四款，人大常委會有“解釋法律”的職權；而香港國安法的第六十五條更明確指出“本法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因此今次釋法完全是符合法規，根本不會影響香港的法治水平。國家安全是頭等大事，所有人民必須切法維護。李家超特首今次提請釋法是合理，而且是必要的，使香港國安法可以完整準確貫徹實施。中央必定會持續“完善特別行政區司法制度和法律體系”，以維護香港的繁榮安定和保持法治優勢！（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为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雲浮市青聯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