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記者 黎知明 王慧娟

在香港立法會的議事廳與大大小小的政策研討現場，葉劉淑儀的身影始終與這座城市的公共事務緊密相連。從1975年赴倫敦考取港英政府職位，到如今深耕議會十七載，近五十年的時光裡，她從未涉足商界，也未擔任過企業獨立董事，正如她所言：“我一輩子幹的活就只是政府事務，還有就是議會事務，用英語來講就是government and politics。沒有從商，也沒有當什麼獨董，因為沒時間也沒能力。”這份對公共事務的專注與堅守，勾勒出她服務香港的清晰軌跡，也沉澱出她對這座城市發展的深刻思考。

生涯：從紀律部隊到議會，扎根公共事務

1975年，葉劉淑儀在倫敦通過考試，加入當時的港英政府，自此開啟了她與香港公共事務的半生羈絆。在她的職業生涯中，兩段經歷被視為關鍵節點——成為入境事務處處長，繼而擔任保安局長，七年的紀律部隊首長生涯，讓她對香港的治理體系有了更務實的認知。“對我影響最大當然是，第一成為入境事務處的處長，然後成為保安局長，當了七年紀律部隊的首長。”這段經歷不僅錘煉了她的執行力，更讓她懂得如何在政策推行中平衡公共利益與市民需求。

回歸初期，香港處於轉型適應階段，作為政府核心部門的負責人，她始終站在政策執行的一線。彼時的她，個性率直，有時會“衝口而出”，但這份坦誠也讓她更直接地傾聽市民的聲音。直到後來，她才逐漸意識到表達方式的重要性，“這幾年我覺得進步了很多。近年來已經比較少受到批評說講錯話了”，這種轉變並非妥協，而是源於對“如何讓政策被更多人理解”的深入思考。這也是她後來服務議會、連接政府與市民的重要基石。

2008年，葉劉淑儀當選香港立法會議員，此後便再也沒有離開過這個崗位，至今已十七載。從政府官員到議會代表，身份的轉變讓她的工作重心從“執行政策”轉向“監督與建言”，但不變的是與市民的緊密聯結。她深知議會工作的核心在於“接地氣”，正如她所說：“（立法會）選舉會拖著你跟市民互動，你一定要下去，經常要搞一些群眾的活動，還要接受市民的投訴，傾聽市民的要求。你不可能離地，雖然辛苦一點，但對於向特區政府提供政策意見是很有用的。”這種“不脫離市民”的工作方式，讓她的建言總能貼合香港的實際需求。

轉折：挫敗中的沉澱，斯坦福再出發

2003年，香港特區政府首次推動基本法第23條立法，由於諸多因素的干擾和阻撓，立法未能成功，這是葉劉淑儀職業生涯中最深刻的挫敗，卻也成為她人生轉折的契機。對此，有聲音表示當年是否“倉促上陣”，她明確回應：“當然不是倉促上陣，最理想來講，應該一回歸就立法，這是憲制的要求，但是時間不夠。最好是還沒有回歸時，拿出草案交給臨時立法會立法，這是最合適的時機。”她同時坦言，當時推動立法時有批評“為什麼只有一個女人去，沒有團隊，沒有其他司局長”，這也讓她看到團隊協作的重要性，“後來國安法立法，就非常重視團隊協作的精神”。

“這是個很大的挫敗，但也可以說成就了我後來的發展。因為我覺得要自己靜下來想一想，為什麼工作做得不夠好？”正是這份反思的勇氣，讓她決定暫時放下工作，前往美國深造。選擇斯坦福大學並非偶然，早在上世紀80年代，港英政府就曾派她到斯坦福攻讀商學院課程，“當時那個商學院的課程對我來講，我的數學基礎不好是很吃力的”，但這段經歷也讓她記住了這所校園優美、學術氛圍濃厚的大學，更讓她渴望有機會深入探索自己未曾觸及的領域。2003年，她再次踏入斯坦福，攻讀東亞研究，“三年念了很多書，經濟、政治、電影、文化等都念了。還學了日語，雖然現在日語完全忘了”。

在斯坦福的時光，是她的“充電期”。她不僅研究西方政治理論與民主制度的實踐案例，更補上了過去因忙碌而錯過的“國學課”，如《紅樓夢》及先秦文化，這都是在斯坦福與美國教授一同研讀的。“西方對我國古代的文化其實也有很深刻的研究”，這種跨文化的視角，讓她對中西方的差異與共通點有了更包容的理解。

更重要的是，在斯坦福，她敏銳地捕捉到科技發展的浪潮。“我在斯坦福領略一點非常重要，就是科技的重要性，見證了美國發達的科技產業。斯坦福大學的學生們已經在用Facebook了，當時谷歌、蘋果也都在使用了。”這段經歷埋下了她後來關注香港科技產業的種子，也讓她意識到“僅靠市場推動政策”的局限性。這一認知，成為她回港後推動科技政策的核心思路。

2003年，某位關心香港的高層人士一句話點醒了她：“你要注意修辭，注意你表達的方式，你的用心是好的，但是怎麼使市民聽得明白、獲得支持是需要技巧的。”這句話讓她更加重視“溝通的藝術”，也為她後來以更平和、客觀的態度參與政策辯論埋下伏筆。就在不久前立法會關於同性伴侶關係登記條例的辯論中，儘管有關條例最終沒有通過，而作為條例支持者的她始終“儘量客觀，不情緒化”地解釋法理，其發言也獲得了一些年輕人的認同。這份轉變，正是源於挫敗後的沉澱與學習。

建言：為香港謀發展，深耕科技與公務員改革

從斯坦福回港後，葉劉淑儀做的第一件重要的事，便是創辦匯賢智庫。這份事業的起步，離不開老同事的支持：“我都是靠我入境處的老同事幫忙，幫我找寫字樓，還加入當我的義工，目前還有很多入境處以及退休警務人員做義工，還有一些政務官也非常支持”，提及這些支持，她始終心懷感激，“我對於這些老同事的支持真的是非常感動，要感謝他們”。

匯賢智庫成為她推動政策研究的平台。她自掏腰包，組織國際科技學術團隊，撰寫了《創新政策與自由放任的局限性——比較視角下的香港政策》（Innovation Policy and the Limits of Laissez-faire-Hong Kong's Policy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一書，直指香港“完全靠市場進行推動的政策”的不足。然而，這本書並未得到特區政府的重視，“當時我交給特區政府，官員完全沒有興趣。我透過很多管道找到當時的財政司長，收了這本書，跟我拍了一張照，後來也完全沒有跟進”。

在她看來，香港科技產業的滯後，根源在於港英時代“自由放任經濟主義”的延續——“過去港英年代是自由經濟，當然也有政治的背景，因為只是一個短期的管理，為什麼要投放國之重器，不可能放在香港啊，所以自由放任的經濟主義非常適合香港。剛回歸時我們的官員還是承襲了這種思想”，這導致香港的科技發展“晚了20年”，“所以現在搞‘北都’不容易啊，投放要大得多，時間也要長得多”。

因此，當最新一份《施政報告》將“北都發展”列為核心時，她深感認同，並提出了三點建議：第一，北都發展必須 “破局”，“肯定要用破局的手法打破過去的很多程式定勢，要不然20年都幹不好”；第二，重視人工智能，“應該從公務員開始”，比如用人工智能取代翻譯及基礎文書等工作，“提升效率”，她認為“政府用人工智能工具其實比私人機構還晚，所以特首提出這個要用‘AI效能提升組’很重要”；第三，推動公務員改革，核心是“加強責任感”，“就是這個責任不要推，負責執行的部門要增加責任感”。

對於公務員體系中可能存在的“多做多錯，不做不錯”心態，她有著清醒的認知：“部門首長責任制是加強責任感。不光是不要出錯，如果你的部門辦事程式冗長，一年也批不出一個牌照，長期受人投訴，一直沒有提出改善建議，就是一種不負責任的表現。所以不是不出錯這麼簡單，而是每個人都要積極作為。”這份對“責任”的強調，正是她對香港治理效率提升的核心期待。

育人：心繫青年未來，拓展多元成長路徑

在推動政策的同時，葉劉淑儀始終關注青年工作，她深知香港的未來在於青年。她在早年發起 “張騫計劃”，鼓勵香港年輕人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實習，後來，隨著政府加大對青年海外及內地實習的投入，她便果斷調整方向，“改推其他議題，不斷與時並進”。如今，她的青年工作聚焦於“提供多元路徑”：對於喜歡政策研究的年輕人，她會親自帶領，幫助他們建立對公共事務的認知；對於有意從政的青年，她會告知從政有很多方面，如果參加選舉，她坦誠表示，“選舉不是每個人都適合的一杯茶”。她會引導他們關注政府的其他工作，如“諮詢、環保、甚至上訴性質的工作，政府在很多範疇上都有上訴機制”。

她還特別關注“國際關係”領域的青年培養。香港的優秀學生大多選擇醫科、法律或公務員，因為收入很高，“很少年輕人去念國際關係或公共政策”，但如今這一情況正在改變。她認為，年輕人多了機會去內地交流，更多地認識了國家的發展，而同時也要培養具有國際視野的國際關係人才，“將來應該要培養多一點這樣的人才”。

此外，她還帶領智庫研究“太空經濟”，即便知道不少老百姓會覺得“離地”，她仍堅持普及相關認知：“所有太空經濟都是靠衛星，我們有北斗衛星導航系統，在很多方面，可以利用太空經濟為內地的航天企業服務。”她希望通過這類前沿議題，拓寬青年的視野，讓他們看到香港在國家戰略中的獨特角色。

視野：立足變局，香港的定位與擔當

當下，中國正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葉劉淑儀對香港的定位有著清晰的判斷。她認為，中國的崛起“是其他國家用什麼手段都不可能壓下去的，我們有國家的決心、領導人的決心、民族的素質，還有這麼龐大的資源”，而香港的優勢，不在於經濟總量或增長率，“不可能比得上內地的城市，因為地方小人口有限”，而在於“法治特別是普通法，還有金融和專業服務，這是非常重要的基石”，還有個優勢就是“國際化的環境”。

她表示，香港跟西方、跟東南亞的交流都非常廣泛。這種優勢，既是港英時代積累的遺產，也是香港未來發展的核心競爭力。但她也強調，香港的國際化不能再局限於西方，“過去港英時代主要是跟西方，把我們當做西方陣營的一份子”，而現在，“我們要拓展跟中東、南美、東南亞的聯繫，要加強跟全球南方的聯繫”。

對於中美關係的變化，她有著親身感受。2003-2006年在斯坦福時，“當時應該是中美關係的黃金年代”，美國老百姓享受著中國出口的價廉物美的產品，“加州自己房子裝修用的工具都是中國來的”；但到了2013-2014年後，隨著美國“重返亞洲”，中美關係逐漸轉向，“美國開始冒出很多的理論，諸如‘中國有百年大計要取代美國’‘中美之間難逃一戰’等”。對於美國發動關稅戰的影響，葉劉淑儀表示，按照經濟理論來講，美國這樣的經濟政策長期持續下去是會失敗的。目前對香港影響不大，主要因為香港有國家的庇護，在關稅戰中，中國是唯一有資格與美國談判的國家，因為現在的中國有實力了。當前的國際格局已經不是講理論，而是回到19世紀的說法“實力政治”（Realpolitik）。

結語：半生篤行，與香港共前行

近五十年的公共服務生涯，葉劉淑儀歷經香港的風雨變遷——從港英時代到回歸祖國，從紀律部隊首長到立法會議員，從政策執行者到青年引路人。她曾遭遇挫敗，卻在沉澱後重新出發；她始終扎根於市民之中，讓建言貼合香港實際；她心繫青年，為他們拓展成長路徑；她立足變局，清晰把握香港的定位與擔當。

正如她所說，當年的挫敗“成就了我後來的發展”，而香港的每一次挑戰，也都在成為這座城市前行的契機。如今，她仍在議會與政策研究的一線忙碌，用自己的經驗與智慧，為香港的發展建言獻策。這份“一生一事”的堅守，不僅是她個人的人生寫照，更折射出一代香港人為這座城市付出的努力——而這份努力，並在為香港的未來注入源源不斷的力量。

（本文發布於《紫荆》雜誌2025年10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