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7月26日，《學習俱樂部》首發了著名經濟學家、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教授常修澤先生關於《十五五：三“重”命題的趨勢、短板與建議》（發言錄音及PPT），引起讀者關注並留言：“希望看到錄音文字稿”。現由常教授本人根據錄音及PPT整理加工成此文，相對於會上因受時間限制的簡短發言而言，本文字稿更完整也更有學術價值，現刊發，以饗讀者。

我發言的題目是《十五五：三“重”命題的趨勢、短板與建議》。三“重”命題，十五個字——“創新重數智、發展重人本、改革重要素”。圍繞每個命題，各作三層分析：趨勢、短板及建議，與大家交流、探討。

一、創新重數智

我用“數智”二字：意指數字技術革命是基礎，人工智能是其新的發展階段，或曰“提升”。

（一）趨勢（應然分析）

這裡說的創新主要指“科技創新”，總的趨勢是什麼？我在主筆出版的《創新立國戰略》（列入國家發展戰略叢書，2013，學習出版社等聯合出版）一書指出，從戰略層面看，國家應走“創新立國戰略”之路，以切實推動我國從“加工大國”向“創新大國”跨越。從科技創新本身而言，數字革命與人工智能（AI）是核心趨勢。

去年（2024）我曾四次到杭州考察、學習，當地的“六小龍”給我留下深刻印象。它們不僅在技術上開源、免費、低成本（這有利於推進“平權化”、擺脫貴族化），更在生產關係上呈現鮮明特點：第一，全都是民營企業（不是國有企業）；第二，全都由年輕人領軍。這讓我思考，在中國“人口紅利”逐漸消失後，“人才紅利”特別是年輕人的“人才紅利”已開始萌生，我國或許正進入“人才紅利”發展的新階段。

今年初，浙江開“兩會”，他們訪談，我在1月13日《浙江日報》提出“創新三建議”，其中，第一條就是建議浙江全省推廣DeepSeek（“深度求索”）模式；半個月後，1月29日（中國春節期間），DeepSeek在海外爆火，引起關注。

當然，我知道，DeepSeek還不是原始創新，而屬於一種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AI就本身來說，現在也尚處於“一般”人工智能階段，下一步應向通用人工智能（AGI）及更高階段的超級人工智能(ASI)發展。這也引發我的思考：下一步我們人類將面臨怎樣的變革，未來將是一個什麼樣的“世界”呢？

（二）短板（實然分析）

我國在高科技領域面臨嚴重的“卡脖子”問題。中美之間，從五月瑞士日內瓦會談——到六月英國倫敦會談——再到七月瑞典斯德哥爾摩會談，雙方博弈顯示，在高科技領域各有所長，也各有所“短”，存在相互“卡脖子”問題。雖然我們手中也有“殺手鐗”——“稀土”（包括佔全球61%的稀土資源和佔全球90%以上的稀土精煉產能、技術與產品），但在高科技（例如芯片等）關鍵領域，我們確實也有“短板”。

這意味着，中國必須“強化關鍵核心技術攻關”，這是“十五五”我國必須突破的“瓶頸”。

（三）具體建議（四條）：

一是強化創新精神。我認為，“自立自強”不僅是科技領域“單向度”的自立自強，而應是整個國家“民族性”的“自立自強”，此乃“國之魂”。欲實現科技自立自強，必須培育和鑄就整個民族的自立自強精神。

在這一點上，要學浙江“古越人”那種“臥薪嚐膽”的精神（《勾踐棲會稽》載：夜間每過一更天，衛士就喊一句：“勾踐，你忘了會稽之恥了嗎？”“沒有忘記”）。當代中國，亟需這種全國上下“自強不息”的精神。

二是營造創新環境。圍繞創新者“心靈放飛”，首先要構建類似“大森林”般的大環境，同時也要培育“小樹蔭”式的小環境，即使一時難以形成“大森林”，也必須給創新者提供一個“遮陰蔽日”的“小樹蔭”，好讓他們“心靈放飛”。如果大家“心靈不放飛”，你就是空談創新。

三是完善創新機制。既要有宏觀調節機制，也要有微觀的“產權”機制。這裡的關鍵是科創人員“職務發明”成果的產權分割機制。筆者在拙著《廣義產權論》（中國經濟出版社，2009）曾提出：“還應將這部分‘知識’產權的一部分，分配給具體創造該‘知識’產權的技術人員。”即：“分為兩部分，一部分為該單位所有，另一部分由技術人員持有”（見該書，第207頁）。

但，這些年，現實中教訓慘痛，一些創新者因產權分割受到不公正對待（甚至被抓），這種“悲劇”無論如何不能再重演（已發生的，也要甄別、糾偏）。必須落實科創人員的“產權”，而且不應使用“恩賜式”的“賦予”提法，建議用“尊重和承認”或類似提法為好。當然，現在我們可不去計較“提法”問題，“賦予”終究比不“賦予”好。

四是推動國家層面編制並公布“中國創新指數”。目前“全球創新指數”由聯合國知識產權組織與美國康奈爾等大學聯合編制（中國的排名大體可以）。國內呢，我們現在也有研究部門（如科技部科技戰略研究院）編制。我建議，十五五進一步提升層次，即提到國家層面，編制並公布中國的“國家創新指數”。

（四）由科技創新引發的個人進一步思考：

今天有很多老朋友在座（也有些新朋友），我們坦誠討論一個涉及現代化問題：

日本明治維新前，教育家福澤諭吉講過一段話：“一個民族要崛起，須改變三方面：人心（思想）、制度、器物”。這三者現代化,理論上是否有邏輯呢？實踐上是否有順序呢？我認為，理論上應該是有邏輯的，實踐操作起來也應是有順序的。

當前，我們國家層面高度重視“發展新質生產力”，很好。我認為，新質生產力本身也包括了思想和制度的元素，但是，人工智能AI這等技術本身可能還屬於器物的現代化，應屬於第三個現代化吧？面對今天這個格局，我們能不能從實際出發，可否提高一層，抓住“新質生產力”作為一個切入點，作為一個突破口，向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的某些環節推進。

具體建議：當前應深入研究人工智能AI對制度（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的影響或者“倒逼”問題。《浙江日報》5月26日“思想周刊”刊登了我的論文《十五五時期經濟發展與改革思路初探》，提出了“三層倒逼論”，即以發展新質生產力為突破口、為切入點，實行“三層倒逼”：第一層倒逼“生產方式”（介乎於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如經濟結構問題），第二層倒逼生產關係（即經濟制度、經濟體制問題），第三層倒逼上層建築的“某些環節”（我這裡只說是“某些環節”問題，並非上層建築之全部）。

二、發展重人本

（一）人類發展大趨勢

當年，在南開大學經濟系讀政治經濟學進修班時，老師教“社會主義經濟經典著作選讀”，第一本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1848年2月出版的《共產黨宣言》。書中講的一句話記憶深刻：“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學後感到，這是《共產黨宣言》中最閃光的思想。

現在簡化成“人的發展”，其實，馬克思原話是“每個人”和“自由發展”。我理解，“人”是抽象的，“每個人”具體的；發展是可貴的，自由發展是價更高的（“發展誠可貴，自由發展價更高”）。因此，這兩個前綴詞是不可刪節的。2018年紀念《共產黨宣言》發表170周年，出了最新版，我看了2018年新版，依然是“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我認為應尊重《共產黨宣言》的這個原意。因為，馬恩提出的“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這一理念不僅揭示了“發展的本質”，更揭示了“新社會的本質”。

當代國際上有良知的經濟學家也秉持這一發展理念。例如，本人在《人本體制論》一書（中國經濟出版社，2008）中，曾引述了法國經濟學家佩魯（Perroux）的“人本主義發展觀”。他在其代表作《新發展觀：基本原則》（1983）中指出：“真正的發展，必須是經濟、社會、人、自然之間的全面協調共進”，核心是“人”。

阿馬蒂亞·森（Sen.Amartya）憑什麼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是他的《以自由看待發展》，書中強調發展的本質在於“擴展人的可行能力”。

我認為，這些是“人類的共同文明”。最近（2025年7月10日至11日），北京不是正在召開“全球文明對話”部長級會議嗎”？（中宣部和中聯部主辦）。既然要“樹立平等互鑑對話包容的文明觀”，我們得把“人類的共同文明”旗幟高高舉起來才對。

正是在共同理念的基礎上，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於1990年5月首次公布人類發展指數（HDI），將單一GDP指標轉變為“綜合性評價指標”，作為衡量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重要指標。本人曾研究過這個“指數”，認為它反映了人類的共同價值和發展的大趨勢。

（二）短板分析

我國的“人類發展指數”情況如何？首先應該承認，2012年（十八大）以來的十幾年，是有進步的。有數據為證：2012年排在世界第101位，2017年上升至第86位，到今年（2025公布）升至第78 位。但是，我國的GDP在全世界排第二位的。很明顯，人類發展指數第78 位與GDP全球第二的排名，存在着較大的落差。

而更應引人憂慮的是，在浮躁的社會氛圍中，有些媒體盲目地渲染“厲害了我的國”云云，以至於，全社會講GDP“全球老二”者，眾；講HDI“全球第78位”者，寡。

對此，我自己很憂慮：對第二位與78位之間這個落差，怎麼辦啊？“人類發展指數”是要落到“每個人”的“人頭”上的，同志們。按照黨中央一再強調的“實事求是”精神，這種社會浮躁心理必須改變，我們有很大的探索空間和改革空間。

（三）建議：

由此，我建議將人類發展指數納入“十五五”相關指標。該指數包含三大核心內容，第一個是人的生命健康，特別是長壽，這個指標非常好；第二個是知識的獲取，包括教育年限和教育水平。這個對我們來說太關鍵了；第三是生活水平，包含人均GDP等，它能更全面反映人的生活質量。因此，“十五五”我們是不是抓住“人類發展指數”來落實“發展重人本”？

與此相聯，我順便提一下與民生直接關的“居民消費”問題。現在，研究中國的消費，涉及“消費六率”。包括：“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率”、“消費增長率”、“消費貢獻率”、“最終消費率（含政府消費）”、“居民消費率”、“居民消費傾向”。“消費六個率”各有各的內涵，也各有各的用處，都不應否定。

現在，電視報紙等媒體宣傳、更加廣為人知的是“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率”。這一指標確實反映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現實增長情況（大家也都比較習慣），但是根據自己的研究，這一指標存在兩個重要缺陷：

其一，按照國家統計局的統計指標內涵，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主要包括商品性消費+“餐飲類服務性消費”，它除了不包括“非實物商品”的網上零售額外，更重要的是，它不包括除餐飲服務外的其他大量的“服務性消費”（如住宿居住、交通通訊、教育培訓、醫療健康、旅遊體驗、文化娛樂，以及其他用品服務等多領域的服務消費支出）。

而根據最新數據，中國居民“人均服務性消費支出”已經佔到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的46.1%（即央視說的“老百姓每花10塊錢，4.6元‘買服務’而不是‘買實物”）。可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雖然包括部分交叉性的“餐飲消費”，但不包括絕大部分的服務性消費。而居民“服務性消費”，正是我國在當前和下一步要大力激發的。從這個意義上說，“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已經不能適應居民“服務性消費”增長的新格局。

其二，“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既“短缺一大塊”，又“多出一大塊”，即：相對於居民而言，多出了“機關、社會團體、部隊、企事業單位等”）的消費支出。根據相關數據及分析，從支出法核算GDP角度研究，最終消費由居民消費和政府等消費這兩部分構成，兩者相加中國現在為54%，其中：“政府消費率”長期在15%左右（即政府消費在最終消費中佔到30%），“政府消費率”（ 15%）是不應該算在居民消費頭上的。現行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多出了政府消費這塊，是應該“剔出”的（其他不再分析，略）。

比較起來，從戰略上說，我建議國家應更加重視和側重抓“居民消費率”。

“居民消費率”是“居民最終消費支出”與“支出法GDP”之比，近年來，中國居民消費率具體數據如下：2022年居民消費率為37.2%（低於38個可比國家53.8%的平均水平）；2023年中國居民消費支出（公式之分子）493,247.2億元，GDP（公式之分母）為1,262,642.5億元，居民消費率為39.2%。這39.2%處於什麼水平？這裡不便引用國際比較相關的數據，簡言之，國際比較，很低（不僅低於發達國家，而且低於一些發展中國家）。

我認為，居民消費率是研究消費的“十環”之所在（當然箇中比較複雜，難度也大），應作為國家監測和考核指標。第一，有利於真正貫徹以“人民為中心”的理念，促進“每個人”的發展；第二，也有利於提高中國全民族凝聚力，應對國內外風險挑戰；第三，更有利於提高我在國際社會中的排名位次，強化我國在國際競爭中的戰略主動權。

至於老百姓關注的“支出法GDP，都支出到哪裡去了”？這是另一個更宏觀的命題，很值得研究，以回答老百姓的“時代之問”（擬另文論述，本文不再展開）。

三、改革重要素

（一）趨勢

十五五期間，中國改革將出現什麼新趨勢？就經濟領域而言應該抓什麼？我認為，應該抓“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這是改革的新趨勢。

2024年12月，由本人主筆、蔡繼明教授副主筆，並帶幾位年輕朋友耗費四年心血完成的新著《中國要素市場化配置大綱》（54萬字），已由廣東經濟出版社出版，並被中宣部列為“2024主題出版重點出版物”。基於新趨勢的需要，我們重點聚焦於七大要素的“市場化配置功能與收入分配功能”，這是十五五必須面對的問題。

（二）短板

中國改革已過46年，前一階段的“商品市場化改革”之戰，打得很艱苦，也取得不小成效，2021年，中國商品和服務價格的市場化程度已達到97.5%。但是，相比之下，七大要素的市場化配置改革長期滯後，成為中國改革的短板。

例如，土地、技術的市場化程度較低；數據要素的產權問題，有的已破題，有的尚未完全破題，如“人臉識別”數據的產權界定和產權交易等；至於“管理要素”（企業家要素），雖然中央已經列入“七要素”之中，但是我們的文件、報告、講話等，對此仍然採取迴避態度，以至於至今“管理要素”（企業家市場）處於“缺位”狀態，這是“不可或缺”的。基於此，我在書中專門寫了第十章：強調“不可或缺的”管理要素（企業家市場）。總之，這些“短板”必須補上。

（三）建議

為提高中國的全要素市場化指數，建議十五五期間，可從“市場配置功能與收入分配功能”相統一的更高層次，“雙線”推進要素市場化改革。

雙線”之一：發揮要素市場化改革的市場配置功能。去年我在全國縣域經濟發展大會上提出“要素三放論”，即：“人本要素要放手”；“物本要素要放活”；“數據要素要放量”，十五五期間應秉持“要素三放論”。

雙線”之二：發揮要素市場化改革的收入分配功能。黨中央在國內學者多年研究（包括南開學者谷書堂教授和蔡繼明博士1988年首次提出“按生產要素貢獻分配理論”）基礎上，借鑑當代人類共同文明的成果，確立了“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思想：

從中共十六大（2002）提出這一“原則“，到中共十七大（2007）提出這一“制度”，再從中共十八大（2012）提出：“完善”這一“初次分配機制”，再到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2013）：提出“健全”這一“報酬機制”；再到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2015）：提出“優化”這一“機制”……

特別是，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2019）：第一次完整地提出包括“七要素”在內的“健全勞動、資本、土地、知識、技術、管理、數據等生產要素由市場評價貢獻、按貢獻決定報酬的機制”；直到去年（2024年）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一字不易地賡續十九屆四中全會上述關於“……由市場評價貢獻、按貢獻決定報酬的機制”。

正是在學界此前多年探討基礎上，深入學習和領悟中央自十六大以來一系列文件的一貫思想，本人經進一步思考研究，於今年（2025年）1月9日在《中國經濟導報》訪談中，提出要素分配功能的“唯一標準論”——即“要素貢獻是決定要素報酬的唯一標準”“市場是評價貢獻的基本尺度”。1月10日《中國改革報》轉載（見圖）。

這裡，我嘗試提出“唯一標準論”，“唯一”就不是“唯二”。我希望：不要離開中央上述《決定》提出的這個“標準”，再去另立“別的”標準。

以上觀點，願與學界朋友共同切磋。